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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奥数几何题及答案详解,文王八卦六十四卦详解(文王八卦八八六十四卦)

初中的一道数学几何题,求正确答案

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分享初中奥数几何题及答案详解的一些知识,其中也会对文王八卦六十四卦详解进行解释,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就马上开始吧!

本文目录

数学问题文王八卦六十四卦详解何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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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道初中的数学几何题目

九章算术九卷,不详作者名氏。九章算术是一部现在有传本的、最古老的中国数学书,它的编纂年代大约是在东汉初期。书中收集了二百四十六个应用问题的解法,分别隶属于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句股九章。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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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促进了数学知识和计算技能的发展。当时各国的统治阶级要按亩收税,必须有测量土地、计算面积的方法;要储备粮食,必须有计算仓库容积的方法;要修建灌溉渠道、治河堤防和其他土木工事,必须能计算工程人功;要修订一个适合农业生产的历法,必须能运用有关的天文数据。那时的百姓掌握了相当丰富的、由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技能。虽然没有一本先秦的数学书流传到后世,但无可怀疑的是九章算术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等章中的题解方法,绝大部分是产生于秦以前的。汉书艺文志术数类着录有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这两部算术虽早已失传,应该是东汉初编纂的九章算术的前身,它们的主要教材应当被保存于九章算术各章之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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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大司徒篇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是说,主持贵族子弟教育的保氏以礼、乐、射、驭、书、数为「小学」的六门课程,每一门课程又各有若干细目,例如「数」学中有九个细目。但在周礼里没有把「九数」列举出来,我们就无法考证它的内容。汉武帝时这部周礼开始受到经学家的注意。到东汉时期,郑众、马融等都为「九数」作了注解。东汉末郑玄周礼注引郑众说:「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事实上,郑众所说「九数」中的「均输」已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的赋税制度,决不是周礼九数原有的一个细目。「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大概是西汉末传统算术的主要纲目,「今有重差、句股」说明数学有了新的发展。传本九章算术将句股代替旁要,它的编纂年代当在郑众注周礼「九数」(约公元五0年)之后。后汉书马援传说,马续「善九章算术」。马续是马援的侄孙,马融(公元七九——一六六年)之兄,他的生年约在公元七0年前后。马续研究九章算术大概在公元九0年前后。根据上述史料,我们认为九章算术的编定年代是在公元第一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而各章的主要内容在第一世纪初期已具备了一定的成就。)\l_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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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不但对后世的数学着作奠定了优良的传统,对世界数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贡献。现在小学算术课程中的分数四则,各种比例,面积和体积,以及各类应用问题的解法,在九章算术方田、粟米、衰分、商功、均输、盈不足等章里已有了相当详备的内容。现在中学课程中的代数部分,如开平方、开立方、正负数、联立一次方程组、二次方程等项目,在少广、方程、句股章里亦已有了卓越的成就。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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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本九章算术有刘徽注和唐李淳风等的注释。刘徽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他为九章算术作注解,又自撰重差一卷附于九章算术九卷之后,故隋书经籍志著录「九章算术十卷,刘徽撰」。经籍志又录有「九章重差图一卷,刘徽撰」,当是十卷本的附图,可惜早已亡佚。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注和商功章圆困术注中都论及「晋武库中有汉时王莽所作铜斛」。隋书律历志论历代量制引商功章注,说「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刘徽注九章」。我们根据这些资料,认为刘徽是魏、晋时人。他的生平履历无可详考。']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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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徽九章算术注自序说:「又所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庶亦约而能周,通而不黩,览之者思过半矣。」这是说,问题解法的理论分析,要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空间形体的具体分解,要用几何图形显示出来。这样才能做到又简又明,启发读者的思考。他在注中一方面整理九章算术各个问题的解法,理论上属于一类的使它们归于一类,提纲挈领地阐明所以能解的道理。在另一方面,对于原来所有不够准确的近似计算,他提出了更精确的计算方法。例如九章算术原术取用三为圆周率,他通过了圆内接正三百八十四边形和正三千零七十二边形面积的严密计算,得到圆周率的近似值,五十分之一百五十七,或一千二百五十分之三千九百二十七。又如开平方或开立方不尽时(平方根或立方根为无理数),原有以分数表示奇零部分的方法不甚准确,他主张继续开方,得出以十进分数表示平方根或立方根的近似值。此外,他创立许多新的解题方法,例如盈不足章第十九题的等差级数求和法,方程章第七题的互乘相消法,第九题的消去常数项法,句股章第十六题的内切圆径公式等等,都比原术简便。>yy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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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淳风等对刘徽注本九章算术作了一些解释,原有刘注意义十分明确的不再补注,盈不足、方程二章就没有他们的注释。九章算术所有与圆面积有关的问题,都取圆周率三计算,刘徽注以为应取五十分之一百五十七,李淳风等补注认为可以用七分之二十二计算,这是对的。但七分之二十二是祖冲之的所谓「约率」,而李淳风等引用此率,称它为「密率」。后世人误认七分之二十二为「密率」的很多,这是李注的谬种流传。少广章开立圆术,李淳风等注释引祖之说,介绍球体积公式的理论基础。缀术书失传后,祖冲之父子对于球体积的研究,幸有李淳风等的征引而得流传到现在。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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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李注本九章算术到北宋仁宗时有贾宪所撰的细草,原书早已失传,但永乐大典中保存杨辉所引的贾宪开方法是非常宝贵的数学史料。南宋末有杨辉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一二六一),现在仅存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句股五章和「九章算法纂类」。杨辉钞录的九章算术本文和刘、李二家注文有很多脱误,但也有可据以对校永乐大典本的文字。清嘉庆初年李潢撰九章算术细草图说九卷,有校勘、有补图、有详草、有说明,发挥九章算术刘徽注的原意,对于读者是大有裨益的。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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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与校勘|`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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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李注本九章算术在宋代有北宋元丰七年(公元一0八四年)秘书省刻本和南宋嘉定年鲍澣之刻本。明代永乐大典依据九章名义分类抄录,到清朝初年并未散佚。明代留心古典数学的人很少,九章算术非但没有新的刻本,连宋代遗留下来的旧书也渐次散佚。清初南京黄虞稷家中有南宋刻本九章算术,仅存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五章。一六七八年梅文鼎到南京应乡试时曾到黄家翻阅过。这个残本九章算术于干隆中为曲阜孔继涵所得,嘉庆中为阳城张敦仁所得,今存上海图书馆。常熟毛扆于一六八四年向黄家借钞得一影宋钞本。这个影宋的残本九章算术于干隆中转入清宫,作为天禄琳琅阁藏书,今存故宫博物院。一九三二年故宫博物院把它影印为天禄琳琅丛书的一种。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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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开四库全书馆,婺源戴震充四库全书纂修及分校官。次年,戴震从永乐大典中抄集九章算术九卷,并且做了一番校勘工作。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聚珍版本九章算术都有戴震的校订文字和补图。商务印书馆刊行的丛书集成本是依据武英殿本排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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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儿女亲家孔继涵刻微波榭本算经十书,其中九章算术九卷采用戴震的校定本。戴震校正的文字,颠扑不破的果然不少,但也有些地方,他师心自用,把原本不错的文字改掉,后来的读者很容易被他蒙蔽而引起误会。所以作为一个善本书看,微波榭本的参考价值是远不如武英殿本的。微波榭本九章算术卷九的最后一页上题称「大清干隆三十八年癸巳秋阙里孔氏依汲古阁影宋刻本重雕」,书的底本和刻书年代都有问题,显然是不足征信的。此后依据微波榭本翻刻的九章算术有常熟屈曾发的重刻本、南昌梅启照的算经十书本和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四部丛刊本等等。q\3%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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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钟祥李潢撰九章算术细草图说,用微波榭本作底本,校正了很多错误文字。戴震所谓「舛误不可通」而无法校订的文句,经过李潢校订后,一般都能文从字顺容易理解了。但碰到戴震误改原文的地方,他就没有能够纠正过来。方程章最后一题的刘徽注中,叙述了两个「新术」的演算程序,文字冗长,数字繁琐,旧刻本的讹文夺字很多,不容易整理。李潢的友人戴敦元和李锐各代为校正一术。李潢就照录他们的校定稿作为细草图说的一部分。又,均输章第八题答数、术文和李淳风等的注文俱有讹字,李潢未能订正,沈钦裴于李潢死后算校编辑付刻时代为校正。./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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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恢复唐代立于学官的刘、李注本九章算术,我根据天禄琳琅丛书本和宜稼堂本杨辉详解九章算法所引,重加校订,写出了校勘记四百六十余条。戴震、李潢二家所校定的文字认为是正确的,于校勘记中声明他们的开辟草莱的功绩。也有各本俱误而各家漏校或误校的文字,只能凭个人意见,擅自校改,但在校勘记中保留各本原有的异文衍字。商功章阳马术和句股章容圆术的刘徽注中各有意义难于理解而不能句读的文字,无法校订,只能付之缺疑。 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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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e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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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暨于黄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历纪,协律吕,用稽道原,然后两仪四象精微之气可得而效焉。记称隶首作数,其详未之闻也。按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CL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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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自时厥后,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则与古或异,而所论者多近语也。o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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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事类相推,各有攸归,故枝条虽分而同本干者,知发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庶亦约而能周,通而不黩,览之者思过半矣。且算在六艺,古者以宾兴贤能,教习国子。虽曰九数,其能穷纤入微,探测无方。至于以法相传,亦犹规矩度量可得而共,非特难为也。当今好之者寡,故世虽多通才达学,而未必能综于此耳。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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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大司徒职,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说云,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夫云尔者,以术推之。按九章立四表望远及因木望山之术,皆端旁互见,无有超邈若斯之类。然则苍等为术犹未足以博尽群数也。徽寻九数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于此也。凡望极高、测绝深而兼知其远者必用重差,句股则必以重差为率,故曰重差也。立两表于洛阳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尽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景。以景差为法,表高乘表间为实,实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间为实,实如法而一,即为从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为句、股,为之求弦,即日去人也。以径寸之筩南望日,日满筩空,则定筩之长短以为股率,以筩径为句率,日去人之数为大股,大股之句即日径也。虽天圆穹之象犹曰可度,又况泰山之高与江海之广哉。徽以为今之史籍且略举天地之物,考论厥数,载之于志,以阐世术之美。辄造重差,并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缀于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测深者累矩,孤离者三望,离而又旁求者四望。触类而长之,则虽幽遐诡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详而览焉。+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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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和六十四卦有什么关系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伏羲发明了八卦,周文王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从发明和创造卦象模式的目的看,八卦和六十四卦都是伏羲发明的。出土文物证明,伏羲时代具有相当高的数学计算能力和系统的天文学水平。

伏羲六十四卦序是由伏羲八卦序重卦而来,伏羲六十四卦可排为圆图、方图和次序图。伏羲先天八卦次序是自然生成序列,其生成次序来源于《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即太极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图来源是《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易经八卦的易经八卦中六十四卦解释易经所延伸出来的六十四卦的详细解释:第1卦乾为天(乾卦)刚健中正上上卦象曰:困龙得水好运交,不由喜气上眉梢,一切谋望皆如意,向后时运渐渐高。这个卦是同卦(下乾上乾)相叠。象征天,喻龙(德才的君子),又象征纯粹的阳和健,表明兴盛强健。乾卦是根据万物变通的道理,以“元、亨、利、贞”为卦辞,示吉祥如意,教导人遵守天道的德行。第2卦坤为地(坤卦)柔顺伸展上上卦象曰:肥羊失群入山岗,饿虎逢之把口张,适口充肠心欢喜,卦若占之大吉昌。这个卦是同卦(下坤上坤)相叠,阴性。象征地(与乾卦相反),顺从天。承载万物,伸展无穷无尽。坤卦以雌马为象征,表明地道生育抚养万物,而又依天顺时,性情温顺。它以“先迷后得”证明“坤”顺从“乾”,依随“乾”,才能把握正确方向,遵循正道,获取吉利。第3卦水雷屯(屯卦)起始维艰下下卦象曰:风刮乱丝不见头,颠三倒四犯忧愁,慢从款来左顺遂,急促反惹不自由。这个卦是异卦(下震上坎)相叠,震为雷,喻动;坎为雨,喻险。雷雨交加,险象丛生,环境恶劣。“屯”原指植物萌生大地。万物始生,充满艰难险阻,然而顺时应运,必欣欣向荣。第4卦山水蒙(蒙卦)启蒙奋发中下卦象曰:卦中爻象犯小耗,君子占之运不高,婚姻合伙有琐碎,做事必然受苦劳。这个卦是异卦(下坎上艮)相叠,艮是山的形象,喻止;坎是水的形象,喻险。卦形为山下有险,仍不停止前进,是为蒙昧,故称蒙卦。但因把握时机,行动切合时宜,因此,具有启蒙和通达的卦象。第5卦水天需(需卦)守正待机中上卦象曰:明珠土埋日久深,无光无亮到如今,忽然大风吹土去,自然显露有重新。这个卦是异卦(下乾上坎)相叠,下卦是乾,刚健之意;上卦是坎,险陷之意。以刚逢险,宜稳健之妥,不可冒失行动,观时待变,所往一定成功。第6卦天水讼(讼卦)慎争戒讼中下卦象曰:心中有事事难做,恰是二人争路走,雨下俱是要占先,谁肯让谁走一步。这个卦是异卦(下坎上乾)相叠。同需卦相反,互为“综卦”。乾为刚健,坎为险陷。刚与险,健与险,彼此反对,定生争讼。争讼非善事,务必慎重戒惧。第7卦地水师(师卦)行险而顺中上卦象曰:将帅领旨去出征,骑着烈马拉硬弓,百步穿杨去得准,箭中金钱喜气生。这个卦是异卦(下坎上坤)相叠。“师”指军队。坎为水、为险;坤为地、为顺,喻寓兵于农。兵凶战危,用兵乃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但它可以顺利无阻碍地解决矛盾,因为顺乎形势,师出有名,故能化凶为吉。第8卦水地比(比卦)诚信团结上上卦象曰:顺风行船撒起帆,上天又助一蓬风,不用费力逍遥去,任意而行大亨通。这个卦是异卦(下坤上坎)相叠,坤为地;坎为水。水附大地,地纳河海,相互依赖,亲密无间。此卦与师卦完全相反,互为综卦。它阐述的是相亲相辅,宽宏无私,精诚团结的道理。第9卦风天小畜(小畜卦)蓄养待进下下卦象曰:苗逢旱天尽焦梢,水想云浓雨不浇,农人仰面长吁气,是从款来莫心高。这个卦是异卦(下乾上巽)相叠,乾为天;巽为风。喻风调雨顺,谷物滋长,故卦名小畜(蓄)。力量有限,须待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大有作为。第10卦天泽履(履卦)脚踏实地中上卦象曰:凤凰落在西歧山,去鸣几声出圣贤,天降文王开基业,富贵荣华八百年。这个卦是异卦(下兑上乾)相叠,乾为天;兑为泽,以天喻君,以泽喻民,原文:“履(踩)虎尾、不(咬)人。”因此,结果吉利。君上民下,各得其位。兑柔遇乾刚,所履危。履意为实践,卦义是脚踏实地的向前进取的意思。第11卦地天泰(泰卦)应时而变中上卦象曰:学文满腹入场闱,三元及第得意回,从今解去愁和闷,喜庆平地一声雷。这个卦是异卦(下乾上......>>

八卦中有哪六十四卦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伏羲发明了八卦,周文王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从发明和创造卦象模式的目的看,八卦和六十四卦都是伏羲发明的。出土文物证明,伏羲时代具有相当高的数学计算能力和系统的天文学水平。

伏羲六十四卦序是由伏羲八卦序重卦而来,伏羲六十四卦可排为圆图、方图和次序图。伏羲先天八卦次序是自然生成序列,其生成次序来源于《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即太极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图来源是《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求八卦中六十四卦的卦辞及解说第1卦

乾为天(乾卦)刚健中正上上卦象曰:困龙得水好运交,不由喜气上眉梢,一切谋望皆如意,向后时运渐渐高。这个卦是同卦(下乾上乾)相叠。象征天,喻龙(德才的君子),又象征纯粹的阳和健,表明兴盛强健。乾卦是根据万物变通的道理,以“元、亨、利、贞”为卦辞,示吉祥如意,教导人遵守天道的德行。

第2卦

坤为地(坤卦)柔顺伸展上上卦象曰:肥羊失群入山岗,饿虎逢之把口张,适口充肠心欢喜,卦若占之大吉昌。这个卦是同卦(下坤上坤)相叠,阴性。象征地(与乾卦相反),顺从天。承载万物,伸展无穷无尽。坤卦以雌马为象征,表明地道生育抚养万物,而又依天顺时,性情温顺。它以“先迷后得”证明“坤”顺从“乾”,依随“乾”,才能把握正确方向,遵循正道,获取吉利。

第3卦

水雷屯(屯卦)起始维艰下下卦象曰:风刮乱丝不见头,颠三倒四犯忧愁,慢从款来左顺遂,急促反惹不自由。这个卦是异卦(下震上坎)相叠,震为雷,喻动;坎为雨,喻险。雷雨交加,险象丛生,环境恶劣。“屯”原指植物萌生大地。万物始生,充满艰难险阻,然而顺时应运,必欣欣向荣。

第4卦

山水蒙(蒙卦)启蒙奋发中下卦象曰:卦中爻象犯小耗,君子占之运不高,婚姻合伙有琐碎,做事必然受苦劳。这个卦是异卦(下坎上艮)相叠,艮是山的形象,喻止;坎是水的形象,喻险。卦形为山下有险,仍不停止前进,是为蒙昧,故称蒙卦。但因把握时机,行动切合时宜,因此,具有启蒙和通达的卦象。

第5卦

水天需(需卦)守正待机中上卦象曰:明珠土埋日久深,无光无亮到如今,忽然大风吹土去,自然显露有重新。这个卦是异卦(下乾上坎)相叠,下卦是乾,刚健之意;上卦是坎,险陷之意。以刚逢险,宜稳健之妥,不可冒失行动,观时待变,所往一定成功。

第6卦

天水讼(讼卦)慎争戒讼中下卦象曰:心中有事事难做,恰是二人争路走,雨下俱是要占先,谁肯让谁走一步。这个卦是异卦(下坎上乾)相叠。同需卦相反,互为“综卦”。乾为刚健,坎为险陷。刚与险,健与险,彼此反对,定生争讼。争讼非善事,务必慎重戒惧。

第7卦

地水师(师卦)行险而顺中上卦象曰:将帅领旨去出征,骑着烈马拉硬弓,百步穿杨去得准,箭中金钱喜气生。这个卦是异卦(下坎上坤)相叠。“师”指军队。坎为水、为险;坤为地、为顺,喻寓兵于农。兵凶战危,用兵乃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但它可以顺利无阻碍地解决矛盾,因为顺乎形势,师出有名,故能化凶为吉。

第8卦

水地比(比卦)诚信团结上上卦象曰:顺风行船撒起帆,上天又助一蓬风,不用费力逍遥去,任意而行大亨通。这个卦是异卦(下坤上坎)相叠,坤为地;坎为水。水附大地,地纳河海,相互依赖,亲密无间。此卦与师卦完全相反,互为综卦。它阐述的是相亲相辅,宽宏无私,精诚团结的道理。

第9卦

风天小畜(小畜卦)蓄养待进下下卦象曰:苗逢旱天尽焦梢,水想云浓雨不浇,农人仰面长吁气,是从款来莫心高。这个卦是异卦(下乾上巽)相叠,乾为天;巽为风。喻风调雨顺,谷物滋长,故卦名小畜(蓄)。力量有限,须待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大有作为。

第10卦

天泽履(履卦)脚踏实地中上卦象曰:凤凰落在西歧山,去鸣几声出圣贤,天降文王开基业,富贵荣华八百年。这个卦是异卦(下兑上乾)相叠,乾为天;兑为泽,以天喻君,以泽喻民,原文:“履(踩)虎尾、不(咬)人。”因此,结果吉利。君上民下,各得其位。兑柔遇乾刚,所履危。履意为实践,卦义是脚踏实地的向前进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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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为什么要易八卦为六十四卦?动机是什么?传说伏羲根据河图和洛书作了八卦,用来象征宇宙自然的万事万物,这八卦是乾卦、坤卦、震卦、巽卦、离卦、坎卦、艮卦、兑卦,它们也是《易经》最初、最原始的形式。可是,宇宙包罗万象,自然瞬息万变,世间的一切因果都错综复杂,只用八卦很难详细而完整地解释这一切。于是,周文王结合实际情况,把八卦分别两两互相重叠,从而推演出了六十四卦。

八卦是怎样演变六十四卦?从八卦到六十四卦

出于某种很偶然的原因,伏羲先生画了八卦,而没有画六卦。其实,八卦看起来并不比六卦更完美,从构图学上来说,六卦显然比八卦更能打动人心。六卦由许多等边三角形组成,在这点上八卦就逊色的多了,八卦顶多可以分解成许多等腰三角形罢了。六卦放在哪儿都稳稳妥妥,立起来都不会倾倒。假设要用六卦来象征自然天地万物及其变化,六卦也跟八卦一样胜任有余。拿六卦的六条边分别命名为天、地、风、雷、火,水,可以完美地表现自然的构造和变化。不像是八卦,一条边表示水,另一条边表示泽――嘿嘿,重复了。

八卦是一个认识自然的理论模型,或者说是一个哲学模型。凡模型,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更何况这模型还是出现在三四千年以前呢!又更何况这模型试图来象征自然宇宙后来还包括人类命运的全部变化。说实话,功能这样完备的哲学模型别说是三四千年以前,就是在今天,我们也无法把他完美地构造出来。构造不出来并不说明八卦就是真理,否则地话,真理也太廉价了,今天的幼儿园里的幼稚儿童一不小心就能给我们构造出一个,我们岂不是要感到应接不暇?

类似的哲学模型世界上还有很多。在古代――这种哲学模型只有出现在远古时代才有学术上的研究意义――希腊有恩培多克勒的土、气、火、水模型;中国还有一个金、木、水、火、土模型。我觉得,五行学说是其中构造的最为完备的一个,因为他抓住了构成世界的某些元素。而八卦呢,既包括水火等“基本元素”,又包括了山、泽、天、地等混合元素,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是,就是这个不伦不类的宇宙构造模型,也许是因为他出现的最早的缘故吧,成为中国人智慧崇拜的偶像。直到今天,某些脑筋里进水太多的学者级人物,还把他看成是“博大精深”的代名词。

八卦不智慧吗?――很难说。在遥远的上古时期,人类缺少最起码最基本的认识自然的手段和方法,也缺少最基本的经验积累,要知道他们那时候只有语言还没有文字,可是,渴望认识世界的愿望和冲动却已经有了,在某些古人的心里还非常强烈。怎么办?――他们大概也只有根据自己直观的经验和最原始的认知能力来解决问题。在他们的经验里,最庞大的事物就是天和地,其次是山和泽;最普遍的事物就是风和火,还有雨水雷电,森林走兽。他们如果想要对自然事物形成某种概括性的认识,也只好从这些可以认识的基本事物中来进行归纳。希腊人恩培多克勒认为这个世界由土、气、火、水四种东西组成;伏羲总结出八卦;另一位中国人总结出五行;可是,你能据此判定他们谁比谁更高明?

当然,八卦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八卦中包含着某种数学原理。原始的八卦可能不是一个八角图形,而是一个包含着从一到九等基本数字的数学模型。把这几个数字按照某种规律交叉排列,某些神秘的内在联系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比如,对角和对边上的数字之和竟然完全相等。这在今天看来属于最简单的数学模型,连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都不屑一顾,可是,在远古的人们看来,问题绝不会这么简单。这里头包含着某种确定不变的内在规律,可能,还预示着某种神秘莫测的黑暗力量。顶

如果古人看重的是其中的内在规律,这将成为某种数学体系的一个开端;顺着这个规律延伸下去,更多的数学规律将不难被发现,欧式几何也许就是这样被推导出来的。如果古人看重的是其中的神秘力量,那么,以古代头颅的善于直接联想的思维模式,某种神秘主义的哲学体系就不可避免要产生出来。中国古人恰好是顺着这条道路来思考的。先是,他们用这个几何图形来算命;后来,他们就借助于这个几何图形来进行哲学思考,并把他和自然、宇宙、人生、道德、社会、命运,整个地联系到一起。

把哲学和道德困在一个原始古朴的几何图形里,并且是与算命抽卦搅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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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康德的所谓哥白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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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18世纪末从事写作的时候,康德是会熟悉蒙塔克勒、巴伊和其他人阐述的这样一个思想的:哥白尼引发了天文学中的一场革命。而且,到那个时候,人们已相当普遍地用“革命”这个术语去概指科学、审美以及整个思想领域的激进变革。那时,“革命”还很渺茫。因此,考虑到康德在哲学史中的突出地位,他关于革命、科学中的革命的看法,对于我们研究18世纪的这些概念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康德把他自己在哲学中的创新归之为一场哥白尼革命,所以这些看法甚至是更引人兴趣的。

康德哥白尼革命的神话

迪埃克斯特休斯在其权威著作《世界图像的机械化》(1961,299)中断言,“自康德以来,‘哥白尼革命’这个概念一直是对某种见解或看法的根本改变的一个确定的表达,而且在科学史中,1543年被看作是中世纪与近代之间分界的实际日期”。大量论述康德思想和哲学史的著作都认为,康德把他本人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一场哥白尼革命相比较。几年前,开放大学(这是英国电视台在群众教育方面所进行的一项大胆尝试。它给予那些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到某所学院或大学学习的人相当于学士的学位)节目“第二水平线”开设了“革命的时代”这一课程。其中两个主要的单元就被叫做“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一个单元的副标题是“思辨哲学”,另一个单元的副标题是“道德哲学”。在第一个单元中,作者(维西,1972,10)提到“思辨哲学中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但他从未明确把这个概念看成是康德本人的创造。在第二个单元(汉夫林1972,23-25)中,作者毫不含糊地说,“康德本人并未明确把他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努力与‘哥白尼革命’相比较,正如他并没有把自己在思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此相比一样。但是,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公正地说(人们也经常这样说),这个比较既适用于前者,同样也适用于后者。”

既不熟悉有关康德的文献,也不通晓哲学史的读者不可能知道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确信是如何近于普遍(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著作家中间)。下面是我们随便选择的几个例子: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谈到在我们的思想方式中所计划的“哥白尼革命”。(伯德1973,190-191)

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学革命与哥白尼发动的革命相比较。(佩顿1936,1:75)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当康德声称引发了一场像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发动的革命那样的哲学中的革命时他的含义了。(布罗德1978,12)

康德将这种设想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的新的方法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起的革命相比较。(林赛1934,50)

他坚持认为,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并不损害经验世界的经验现实,就像日心说也不改变或否认经验世界的现象一样。(科普尔斯顿1960,6:242)

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把自己与哥白尼相比,并且说他已在哲学中引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罗素1945,707)

康德说他自己已经引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罗素1948,9)

康德进行比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们在两个假说中发现了一场革命或对一个很久以前无人表示异议的基本假设的彻底修正。在一种情况下,假想的是观察者的静止性,另一种情况是观察者的被动性。(韦尔顿1945,77)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康德本人标志着他自己认为是作为一场哥白尼革命而引起的革命。但是,除了他认为它是一场革命外,在其中没有什么哥白尼的东西……因为他的革命,就它是一场革命来说,严格地讲正是反哥白尼的革命。(亚历山大1909,49)

…康德本人自豪地称呼他的一个思想为“哥白尼革命”。(波普尔1962,180)

康德相信,他对理性的批判引起了哲学中一场事实上的“哥白尼革命”。(艾肯1957,31)

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了“哥白尼革命’,从而对问题作了简洁的陈述。(卢卡奇1923,111)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7)第二版序言中将称他的哥白尼革命的东西……(谢瓦利埃1961,3:589)

我把康德的学说看作是哥白尼革命的一个伟大的、个人的哲学成就。关于这一点,康德本人曾几次提到。(奥伊泽尔曼1972,121)

关于康德所谓的“哥白尼革命”的根本思想。(德勒兹1971,22-23)

康德对自己完成了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而高兴……——这场革命可以与哥白尼在宇宙论和数学秩序中的革命相比。(德沃,1955,434)

康德在思想史中的革命行动,他的“哥白尼革命”。(维尔莱明1955,358)

我们所作的这一系列引证使人们对哲学家的中间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更确信无疑了:(a)曾经有过一场哥白尼革命,而且(b)康德认为他自己在哲学中的根本创新,是那场革命之后的另一场哥白尼革命,或者说像一场哥白尼革命。如果抽出半小时的时间随便翻阅一下图书馆的书架,就可以发现至少几十个这样的说法;这些说法都出自著名学者之口,并且发表在由我们第一流的学术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之中。此外,《百科详编》(它是新版,也就是所谓第15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部分,被形容为“详解”;1973,10:392)的权威说法是:

康德骄傲地宣称他在哲学中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像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哥白尼由于把恒星的运动部分地归之于观察者的运动从而解释了恒星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康德则通过揭示客体与心灵相符合——在认识中,不是心灵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灵——而证明了心灵的先天原则如何适用客体。

许多论述康德或哲学的著作都包含有关于“哥白尼革命”(弗拉肖斯1962,98ff;杜威,1929,287),“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尔1962,180)的章节。杜威在1929年主持吉福德讲座期间,在谈到“寻求确定性”时大胆地断言:“康德声称从有知识的主体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以及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从而在哲学中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演变[原文如此,应为革命revolution]”。杜威最后相当不谦虚地把他本人对哲学的贡献评价为与康德引起的革命同样重要的另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卡尔·波普尔在1954年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又在他的《猜想与反驳》重新发表(1962,175ff.)〕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尔在此引证了康德的一句话:“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获得它的规律,而是把它的规律强加于自然”。对此,波普尔评论说:“这个公式概括了康德本人自豪地称呼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个思想”(p.180)。一本专门论述《康德的遗产与哥白尼革命》的著作(维尔莱明,1954)也已出版。在1970年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康德大会的已经出版的文献汇编中,至少有三篇论文谈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贝克,1972,121,147,239),而且有一篇论文的标题就是“休谟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34ff.)。

在我们谈了这么多之后,如果再说康德并没有把他自己的贡献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较,无论对于读者来说,还是对于我本人来说,看来肯定是令人惊讶的。而且我肯定读者会充分理解为什么在最后编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有必要回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它最初出版时的德文本以及现在流行的三个英译本L.J.M.D.米克尔约翰,1855;马克斯·缀勒,1881;诺爱·肯普·史密斯,1929,以及许多重印本)以使我保持确信,在至少三种语言中的如此之多的著名权威可能使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错误继续存在下去。在1929年吉福德讲座的听众中,是否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康德的原文,所以可能引起了杜威对他的错误的注意?在第三次国际康德大会上,就没有一个康德学派的学者曾经用德文或英文阅读康德的著作,并记得他实际上说的什么吗?在1974年以“科学与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为题的哥白尼学术报告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斯特奈克,1975)对杜威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了比较(C.科恩,1975)。有一篇学术评论对这篇论文进行了讨论(克罗普赛,1975)。这篇评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卡尔·〕科恩教授…把杜威的哲学说成是一场真正的哥白尼革命的产物”(105),但是评论者没有纠正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提法;而且,显然也没有任何一位读者这样做。

那些论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而且实际公康德的所谓类比提供了根据的作者让读者参看《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1787;初版于1781年)。我们一会儿将看到,这篇新的序言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对科学(数学和实验物理学)中的革命以及知识发展中的革命进行了讨论。关于哥白尼康德实际上是这样说的(引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926年版,第20页,即Bxvi页):

于是吾人之进行正与哥白尼之按其基本假设而进行相同。以“一切天体围绕观察者旋转”之假定,不能说明天体之运动,哥白尼乃更假定观察者旋转,星球静止不动,以试验其是否较易成功(《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13页)。

这里,人们不必是一位德国学者,甚至也无需对德国语言十分熟悉,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引的这段话中,康德所说的是就哥白尼的“基本意图”或“基本思想”而言,而不是“就一场革命而言”。在今天人们公认可靠和权威的译本中,诺曼·肯普·史密斯将康德所说的“哥白尼的最初设想”改为“哥白尼的基本假设”。这也许可以提供对康德的意图的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它事实上完全背离了康德本人简单的和明确的表述。因此,肯普·史密斯也给原来德文中的短语加了一个脚注。他的译文是:

因此我们恰恰应当依据哥白尼的基本假设[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的思路而进行。由于依据“一切天体都围绕观察者旋转”这个假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天体的运动,因此他作了这样一个尝试:假若让观察者旋转,而星球静止不动,那么是否更能取得成功。

但是,在肯普·史密斯的那本注释(1923)中,读者没有得到任何暗示,康德写的是“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而不是“mit der ersten HyPothese des Kopernilkus”。

康德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图。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中,人们假定,行星表面运动的所有复杂性都是现实的。但是,在哥白尼之后的天文学中,人们看到,这里所说的复杂性有一部分是由于观察者在一个运动着的地球上的位置而产生的。比较早的形而上学也作了类似的假定:事物的所有外部表征(现象)都具有超出认知心灵之外的一种现实性,正如行星运动的复杂性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家看来也具有现实性一样。然而,康德的新观点设想:我们知识的对象不是“自在之物”(thingr in them-selves),而是我们的心灵与我们感觉的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康德对‘物自体”(things as they are in themselves)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things as they

appear to us)作了重要区分(肯普·史密斯,1968,38)。

康德的做法可能类似于哥白尼革命的传统观点,因为在天文学和数学中我们可以看出“长久以来未遭非议的一场革命,或对一个基本设想的彻底修正”(韦尔顿1945,77)。也就是说,“在一种情况下,人们假定的是观察者的静止性,在另一种情况下设想的是观察者的被动性”。许多哲学家指出,康德的所谓革命不是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贝特兰·罗素(1948,9)所说,“康德说他完成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如果他说完成了一个‘托勒密式的反革命’,可能会更准确些,因为他把人重又放回到哥白尼从此推翻人的权威地位的中心”。

无论康德的实际意图如何,他显然而且肯定不是说他完成了(或将完成)形而上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上面我们所引证的那一整段话(B xvi)不包含任何这样的说法,而且它既没有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提到在形而上学中的任何革命(无论是实际上的或是即将来临的)。但是,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任何版本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却存在形而上学中发生一场革命的迹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没有提及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第二版序言中,他充分展开了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及知识革命的概念。然而,在陈述康德的革命观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康德提及哥白尼的其他两个地方——它们都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的一个注释中。在这个注释中,康德(1929,25=B xxii)解释了“天体运动的根本规律”——大概是开普勒的法则——如何“给予哥白尼最初仅假定为一种假说的东西以已证实的确实性,且在同时又产生出联结宇宙的无形力量(牛顿的引力)的证明。”康德又说,假若“哥白尼不敢于在观察者中而不在天体中探求所观察到的运动”,那么牛顿的万有引力“将永远木会被发现”。在这些句子之中我不能发现康德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即他相信曾经发生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它们甚至可能暗示了这样一个意思:只是到开普勒和牛顿的时代方发生了一场革命。这些句子确实表明了康德本人所认为的“与[哥白尼的」这个假说相似的观点的转变”的作用。就[哥白尼的」这个假设而言,康德“在这个序言中只是作为一个假设提出来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进行这样一个转变(它总是假设的)的这些最初的尝试的特点的注意”。但是——康德又断言——这个假设将“在《批判》本身之中,从我们关于时空之表象的性质以及悟性的基本概念而证明其为必然的,而非假设的”。

在康德的论述中,哥白尼的名字只是在康德提到“最初的思想”时以及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段落中出现的。在康德的其他著作中,也曾提到哥白尼,但是都与革命的观念无关。简而言之,一场自称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与历世纪末所谓的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一样,似乎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性。尽管在著名的杂志上至少有三篇学术文章试图告诉广大的哲学家们康德并没有把他的贡献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克罗斯,1937;汉森,1959;恩格尔,1963),但是,著名的哲学家们在自己的书和文章中仍然给予“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一个显著的位置。

康德对于科学中革命的看法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对科学中的革命的讨论是值得注意的。18世纪的许多学者认为,革命,以及在科学中产生某种全新东西或直到那个时候才存在的某种东西的突然的、引人注目的飞跃,推动科学向前发展。康德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所谈到的第一场革命是找们知识的激动人心的变化。这场革命所包含的“革命”一词的新的含义逐渐为人们普遍使用。就他使用“革命”这个术语而言,严格地说,康德是一个新思想家(现代人)而不是一个传统拥护者;他所说的“革命”不是指某个循环的变革或某个盛衰,或回到从前的某个更理想的状态,而是与过去进行完全而彻底决裂的一个根本的、前进的步骤。

在康德看来,第一个革命发生在数学之中并且在于把一种陆地测量的经验知识转变成一个演绎体系。“真实的方法”如同“在论证等边三角形性质的第一人(不问其人为泰勒斯或其他某人)的心中显现的”“新的光明”而被发现。关于这件事,康德说(1929,p.19=B xi-xii):

他所创建的真实的方法,并不在检验他在图形中或在图形之赤裸裸的概念中所见及的事物,以及由此以理解图形之性质,而在发现所必然包含于“他自身先天地构成的概念”中的事物,由他所呈现此先天的事物于他自身的构成方法,以把它表现于图形之中。假若他以先天的确实性而认识任何事物,那么,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之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在这里把“科学的荡荡大道”与“盲索”作了对比。这个对比或差异并不总是容易理解和把握的。但是,从根本上康德似乎要说,在逻辑中,理性仅论究其自身,但在科学的几何学中,理性则被用于它自身之外的某些事物——如几何图形——尤其是等边三角形。思想中的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在于认识到,“无论是经验的观察,还是对概念的分析都无助于我们证明任何数学的真理”(佩顿,1937,366)。仅用眼睛观察,或者依靠检查以确定等边三角形的性质是不够的,考察关于这样一种三角形的概念也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运用……康德所说的概念的‘建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天地展示与我们的概念相一致的直觉。”因此,“康德认为最早的数学家的发现似乎是”(同上):

必须依据他本人思索的并先天地展示出来的合乎概念的东西构造图形;而且,为掌握一定的先天的知识,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认为(1929,19=B xi),几何学的这个根本的转变“必定是由于某一个人的高明思想所引起的革命”。因而,这个人指出了“这门科学必须进入的途径,遵由这个途径,方可能得到所有一切时代及其无限扩展中的确实的进步。”

康德坚持认为,“这场思想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远比发现绕行著名的好望角的航线要重要得多”。然后他又提到“这场革命的纪念”。所以,在一页之上几行文字之中对革命有三种不同的提法(两次是作为“Revolution”,一次是作为“Veranderung”提出来的)(p.19=B xi)。

在紧接在后面的较短的段落(192,19-20=B xii),康德从数学转向“自然科学——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是建立于经验的原则之上的”。自然科学花费了比数学长得多的时间才进入“科学之大道”的。康德说,“只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培根才“部分地开始”这个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在那些已经走上”创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这可以说“是一场思想革命的意想不到的结果——的道路的人们中间激起了新的生气和活力。

在下一段,康德毫不掩饰地“推溯实验方法史的正确途径”。在此,他仅仅提到伽利略、托里拆利、施塔尔这几个人的实验以为例证。他断言,物理学经历了一场“其观点中的仁慈的革命「其思想的有利的革命y’。对于康德来说,“物理学中的‘仁慈的革命’所依据的‘幸运的思想’是,当理性必须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虚构事实时,凡由理性自身的渊流而不能知而只能从自然学习的东西,理性必须在这个探求之中把它自身置于自然之中的东西作为其指导”。正是在这方面,“自然研究在数世纪的冥行盲索以后才进入科学的坚实的道路”(pp.20-21=B xiv)。

此神话的起源

在讨论了数学以及实验的或以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之后,康德转向了形而上学,“一门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学”(p.21=Bxiv)。他把这一学科与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了比较。他指出,数学和自然科学是“由于一场突发的革命而变得今天这样繁荣的”(pp.21-23=B xv-xvi)在这个讨论的第三页上出现了“mit den erstenGedankendes Kopernikus”这样的用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说法可以逐字译为“就哥白尼的最初思想而言”(with the first thoughts ofCopernicus)。在这里,康德的观点显然是,哥白尼已完成了从一个静止的观察者的看法向一个旋转的观察者的观点的转换。他表明,当人们使观察者的运动脱离太阳、行星、恒星的已观察到的或表面的运动时,那么就会出现变化。因此,康德所理解的哥白尼的“最初思想”似乎是在逻辑在先而非历史连续的意义上说的。而且,如果康德想说哥白尼开始或创始了——天文学中、科学中或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那么他又为何不这样说呢?因为,就在前面几页,他还在讨论科学中的革命,而在这一页一开始他又谈到科学中的革命,显然,这样一场革命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占据显著地位。不管康德是否认为有一场哥白尼革命,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肯定没有这样说。这个事实在讨论康德对哥白尼的评论被置于其中的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时候,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当然,在提到哥白尼的那一段的开始就提到革命也不可能导致注释者们认为康德提到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说,他认为他的书给予形而上学以科学方法的确定性。他坚持认为,哲学家应当尝试模拟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进行程序,至少“就它的作为同样的理性知识类推于形而上学的模拟可能允许的范围而言”是如此(1929,22=B xvi)。此后,康德又谈到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一种成体系的形而上学”。他说,“这是一件不可轻视其价值的礼物”,因为“理性将因而能遵循科学的坚固的道路,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没有审查和自我批判地冥行盲索”(p.30=B xxx)。

能说形而上学中的这样一个变革就是一场革命吗?康德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他的论述的目的在于“改变当前盛行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并且遵循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做法,由此在形而上学中发动一场全面的革命〔eine ganzliche Revolution](Bxxii)。因此,康德加入了18世纪科学家——西默尔、拉瓦锡、马拉——的行列。这些科学家都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引发和制造革命。但是,康德既没有说这场革命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举哥白尼或天文学为证。因为,在任何已知的信件、出版的著作或手稿中,康德都不曾提到一场哥白尼革命。所以,他不可能说过,他对哲学的重大贡献是(或将是)引发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那么,我们所见到的文献又怎么可能是如此错误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一个段落开始的时候论述了形而上学中的革命,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有一个比较长的脚注,其中谈及哥白尼和牛顿。注释者们的错误可能由于把关于形而上学中的革命的句子与前面的那个脚注合在一起了。但是,因为康德用的是“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例子”,而非天文学家的例子,所以在我们看来,任何可能的(尽管是未必有的)联系都是与一场牛顿式的革命而非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联系。无论最初错误的根源如何,作者们显然是彼此以讹传讹,而没有仔细审查其来源。尽管有三个关于康德从未描述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告诫,而区也没有多少人说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引发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这个错误在哲学文献中还是年复一年地存在了下来。

正当我完成对这一章的最后修改时,我又见到四本继续存有这个长期错误的书。一本是罗杰·斯克鲁顿写的,作为“昔日名人”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强调“康德所说的他在哲学中‘哥白尼式的革命’”(1982,28)。另外一本是已故的恩斯特·卡西尔的一部伟大的杰作(初版于1918年)。这部著作已译成英文。书中一篇新的“英文版导言”(1981,vii)一开始就讨论了“康德在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我们在其中还读到:“哥白尼革命是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康德把这种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描述为批判的和先验的”(p.viii)。

在研究歌德、康德和黑格尔的一本一流的著作中,沃尔特·考夫曼写道(1980,87—88):“康德声称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考夫曼认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完成了一个反哥白尼的革命。他颠倒和推翻了哥白尼对人的自尊的震耳欲聋的攻击”,因为他“使人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的地位”。《科学史辞典》(1981)中有一个论述哥白尼革命的非常有洞察力的条目,它强调这个表达方式可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哥白尼“将一种日心体系引入天文学”,其二是“这样一种体系以带有开普勒所提出的椭圆形轨道的经过修正的形式在17世纪牢固地确立起来”。该条目最后评论到:“人们同康德一样,用‘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个概念普遍描述任何能够促进思想进步的观念的根本改造”。但是,在这同一本辞典后面有关康德的条目中,对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没有任何涉及。

把哲学或形而上学中一场自称的哥白尼革命归因于康德并非最近的发明。在1799至1825年期间,至少有四位研究康德哲学的作者——在出版物或讲座中——公开说,康德本人期望或者已经着手进行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位在德国生活多年的法国人夏尔·德·维拉尔把大量解释康德思想的出版物献给了他的同胞。在1799年《北方的目击者》中一篇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文章里,维拉尔说道,康德对人类知识和推理的沉思“使他认为在形而上学中需要一个类似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完成的革命”(p.7)。然后,维拉尔用与康德本人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描述“哥白尼的最初思想”时(B.xvi)所使用的相似的术语和措词,解释了康德革命的性质。在另一部著作《康德哲学》中(1801,PP.Viii-x),维拉尔暗示,笛卡尔、拉瓦锡以及哥白尼和康德已经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

十六年后,维克托·库辛重新提出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话题。库辛是他那个时代阅读最为广泛的哲学普及者之一,而且他的书有许多版本并一再重印。1817年他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主持讲座期间,把康德与哥白尼革命联系在一起。他的这些讲演直到1841年才出版。编者为此所写的“按语”说,这些讲演是在法国大学中对康德体系的最早介绍(1841,iv-v)。在第二版(1846,1:105-113)中,人们清楚地知道,库辛在1816年也讲授过康德的思想,但是在那时,他的德语水平特别差,故他不得不依靠康德著作的拉丁文本和法文的二手著作。在1817年,当他能够从德文原文阅读康德著作时(1:255,n.2),库辛解释说,“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引起了一场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发的革命相同的革命”。在他1820年的讲演(1842,1846,1857年版;1854年英文版)中,库辛说,“康德意识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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