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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科学并没有证明算命这种事情的存在和准确性。由于人类一直对未知的事物充满着好奇和求知，因此出现了各种神秘的算命术和预测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正确性并未得到科学的认可，更多是一种心理安慰和信仰方式。因此，我不能向您推荐准确的算命人或者方法。有些人可能会声称自己是准确的算命师，但是我们建议您不要轻易相信这些人的话，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欺骗您或者直接猜测您的问题。总之，我们应该理智地看待这些事情，不要迷信或轻信谣言，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学心理学的人多半心理有问题吗

学心理学的人多半心理有问题吗，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也被他人定义为“精神疾病”，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患上一定的“精神疾病”，这其实也是难以避免的，看看学心理学的人多半心理有问题吗。

学心理学的人一般都有病？

生活中有很多不懂心理学的人，会有这种想法。

有一部分因素是大众传媒的误导所引发的。在不少影视文艺作品中，从事心理学相关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心理问题。

例如电影《无间道》里陈慧琳饰演的精神分析师，在治疗过程中，与来访者发生了某些不应发生的关系。

但现实的情况是，影视所展现出来的只是心理学的冰山一角，不能笼统的归结为心理学。

学心理学的最终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挖掘自己的动力源，完善修正自我的同时，也可以到帮助别人。

同理，学习心理学不代表永远不会出现心理问题，就像医生学了医学知识一样会生病。

心理学只研究变态、有病的人？

很多人对心理学家抱有这样的看法：

去做心理咨询的都是“心理都有问题”的人，而有问题的就是变态，所有，心理学家只研究变态的人。

这些看法就会使得许多人在看心理医生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其实，大多数心理学研究都是针对正常人的，研究内容包括儿童情绪的发展、性别差异、智力、

老年人的心理和跨文化的比较等；而精神病属于医学范畴，精神学家是医生，他们面对的是心理失常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变态”者。

心理学就是读心术？

你是学心理学的，那你猜猜我在想什么？

很多人把心理学妖魔化，认为心理学就是读心术。

但有这种想法也不足为奇，很多人对心理学家的认识，都是从影视中获得的。

《沉默的羔羊》里的汉尼拔博士，精通心理学，可以轻而易举地分析出每个人的想法和意愿。

《LIE TO ME》里的Lightman，能瞬间读脸，透过犯罪嫌疑人的微表情发现真相。

但这并不是读心术。

Lightman可以瞬间读懂表情的能力，还需要很多重要的前提条件。

心理学家通常根据人的情绪和外在行为，来研究人的心理。

他们或许通过某个人的外在特征或测试结果，来推测这个人的心里特征。

比如：

他低头、眼睛看向别处，拒绝直接的眼神接触。

→他在退缩，

他双手环胸、嘴角肌肉紧绷。

→他在刻意控制

这一系列行为，都表明他在拒绝交流和掩饰什么！

所以，“读心术”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存在如此超越的心理学家。

今后，不要再去为难学心理学的朋友了！

心理学就是算命？

作为一个时而理性又时而迷信的人，把算命和心理学放在一块儿，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但心理学绝非命里学科。

至于算命先生为何总能说道人心里去，这里涉及一个心理学名词“巴纳姆效应”。

一般来说，求助算命的人，往往是迷失自我的人，容易受到外界的暗示。

算命先生正式利用巴纳姆效应中的“笼统性、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去揣摩对方的内心感受，说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既往判断和未来预言，用词笼统而抽象，多是人生常见的一般共性。

因此，算命虽然用到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但绝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

生活遇到滑铁卢，不妨转换一下思维，去看看事情的另一面，也许就能固有模式固有模式，靠自己的力量去扭转困境，改写人生。

心理学家都会催眠？

“你是学什么的啊”

“心理学”

“你会催眠吗”

“不会”

“你不是学心理学的吗”

“谁说学心理学，就一定会催眠？”

提起催眠术，人们又往往想起心理学家。

其一，可能因为弗洛伊德是著名的心理学家，既然他会催眠术，那么心理学家应该都会催眠术。

另外，可能是由于部分影视在描述和心理学家使用催眠术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纯粹是为了商业炒作而对催眠术的作用进行夸大甚至歪曲。

催眠术源自18世纪的麦斯麦术。19世纪，英国医生布雷德研究得出结论，让患者凝视发光物体会诱导其进入催眠状态。

他认为麦斯麦术所引起的昏睡是神经性睡眠，因此另创了“催眠术”一词。

但催眠的内在机制至今尚未完全搞清楚。

催眠术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最常用的方法是：

要求人彻底放松，把注意力固定在诸如晃动的钟摆和闪烁的灯光等某个小东西上，引导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想象中的星空等，然后诱发出昏睡状态。

催眠前要先测定被催眠者的暗示性，暗示性高的人容易被催眠，能进入深度睡眠状态，此类人的催眠治疗效果较好。

在催眠状态下，人会按照治疗师的暗示行事，可能会有不良副作用，因此应该由经验丰富的催眠师来实施。

催眠术并非所有心理学家必然会的“招牌本领”，它只是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在心理治疗中使用的方法之一。

实际上，大多数心理学家的工作是不涉及催眠术的，他们更倾向于运用实验和行为观察等更为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国外，催眠术常用于帮助审讯嫌犯，以期使嫌犯在催眠状态下不由自主地坦白情况。

现在，很多司法心理学家认为催眠状态下的问讯有诱导之嫌，很可能使嫌犯按着催眠师的暗示给出所希望的但并不公正的回答，所以对此持反对态度。

心理学就像人生的指南针，有人的地方就会用到心理学。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大家科学地认识心理学。

今后：不要在妖魔化心理学了，也不要在污名化心理学了。

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心理学知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高效、更有质量，让自己富有拥抱所有美好的正能量。

契诃夫有一篇非常知名的小说叫做《小公务员之死》。

大意是说有个小公务员在剧院看戏的时候，不小心朝一个将军打了一个喷嚏，他非常担心自己因此得罪了将军，于是三番两次在各种场合向这位将军道歉。

但是他不断地道歉就让将军越来越不耐烦直至越来越愤怒，最后一次将军斥责了他一句让他“滚出去！”，然后这位小公务员同志就吓死了。

随着心理学的普及和不断发展，在庞大的心理学爱好者人群中我发现有这么一类人：

他们获取心理学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公众号、知乎等里面的心理学类文章；

他们多数都不会去读心理学的专业理论书籍，而是热衷于《少有人走的路》之流的科普；

他们学到了很多心理学的概念，并非常擅长将这些概念往自己身上套、和以此来解释别人的行为与心理；

他们善于在与人交流时熟练使用“拥抱你的内在小孩”“和你的原生家庭和解”“爱才是唯一的答案”等语句开导别人。

最关键的是：他们学的心理学越多，他们懂得的“正确的”、“成熟的”定义越多，他们的问题就越严重。

有些人甚至是明明生活的好好的，忽然了解了心理学之后，无数过去的陈年旧事被翻了出来，他的生活就被很多的神经症冲突给填满了。

天天不想着怎样工作，今晚吃什么，周末去哪儿玩，一天到晚“我的创伤怎样被辽愈？我为什么总是焦虑？我是不是缺乏社会化关系了？我这样的表现是不是抑郁症？”这些问题不断地在脑海里重复。

这一类人群数量在变得越来越多。

更恐怖的是：他们所谓的那些“心理学知识”已经令他们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了，而他们却意识不到这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那些“心理学知识”令他们相信：我在变得越来越好，心理学在令我的心里变得越来越健康。

他们随时可以拿出“边界”“自我意识”“内在动力”等等这些词，来在理论上无可反驳的证明他们是有了怎样的“进步”。

唯一的问题只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需要那些所谓的“进步”。

就好比他们不断尝试去吸各种毒品，又一种一种的戒掉。他们拿起海洛的因胳膊里扎然后兴奋地告诉你：“哇！我发现原来我对海洛的因上瘾呢！”

一两个月之后说：“我现在已经把海洛的因戒掉了，我迈出了这一步！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同时他俯身拿起吗的啡吸了一口：“天啊！没想到原来我对吗的啡也上瘾呢！”一边猛吸了一口一边说：“看吧！我一定能戒掉它的！”

这一类的心理学爱好者们，可能已经在无意识之间给他们自己制造了很多心理上的“医源性损伤”。

他们就像开头的那个‘小公务员’一样，自己不断地给自己制造着越来越大的无必要麻烦；

同时基于对麻烦的担忧和恐惧又做出了无必要、负作用的补偿措施，因此给他自己带来了更大的无必要麻烦，由此进入了一种奇怪的恶性循环。

必须在此先明确的一个立场是：“心理学科普”这件事本身是没毛病的，多数人了解一些心理学常识也是有一定的好处。

有毛病的是：在没有扎实心理学基础的情况下，过多的涉猎一些对心理学「病」、「症」描述的文章，并以这些含糊的、因由不确定的症状表现直接往自己身上套，动辄就认为自己抑郁症了、强迫症了；

在个人生活全部正常的情况下，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不必要的对自身各种问题的探究上，从而将原本无影响的问题放大，并因此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我们今天主要针对的只是这一类“不恰当”的误读心理学知识的人群，并不是说要否定心理学、否定心理学科普。

对于的确是有着心理创伤，的确在饱受各种心理病症的读者们，这篇文章并没有丝毫将你们归为“无病呻吟”的意思。

为了便于叙述，我们且先为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问题捏造一个名词，叫做“溺心症”。（即：沉溺于心理学无法自拔而产生的症状。

好吧。。。这个命名我知道很垃圾，但实在想不出更好的点子了）

会产生“溺心症”的原因、或者说“为什么过度沉迷心理学可能会给人带来负面的影响”，其根本层面上的原因有四个：

一、最重要的原因是“聚焦效应”。

聚焦效应也是我生造出的一个词，意指我们对某一问题的关注，会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果、影响层面等给放大化。这种对问题的放大通常是不必要的。

我们的“过度关注”这一行为本身会在两个层面上对我们产生负面的影响：

一个是我们自身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因为对于问题后果的过度担忧而产生焦虑、抑郁、惊恐等问题；

一个是我们的决策会受到影响，通常会基于这种不必要的担心而采取不必要的补偿措施；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小公务员”的例子，他对于“朝将军打了个喷嚏”这件事有着非常过度的关注，所以令他“心慌意乱”、“过度恐惧”、“过度紧张”；

并采取了不必要的补偿措施——不断地多次向将军道歉，反而因此招致了将军的厌恶；在此过程中，由于将军的厌恶反应：不耐烦的表情，不开心的语气等又令小公务员产生了更多的过度担忧，于是又令他更加的倾向于采取“补偿措施”来解决问题。

这种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过于担心女方不喜欢自己，所以神色拘谨、举止失当，结果反而真的招致了对方的不喜欢；

过于担心自己得了各种病，不断地检查、焦虑、担心，生活作息因此被打乱，再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反而真的令自己得了病；

过于害怕自己洗手有些频繁这件事，由于过度关注反而令洗手不可控的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发展成了强迫症；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问题的“过度关注”这种行为本身通常才是给我们带来问题的主因。

在“溺心症”患者中的表现就更像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都会有一定的创伤，但是很多创伤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经逐渐自行修复了。

“溺心症”患者在做的事情就是拿着手中的“地图”（心理学文章）在自己的心中寻找伤痕，找到本已复原的伤痕后猛地一刀戳下去：“啊好疼！看来我果然有创伤！这位心理学大师说的真准啊！”

今天跟这篇文章学了招“接纳大法”，伤口好了点儿；

第二天马上迫不及待的把伤口撕开看：“咦?怎么还没好呢？”

后天跟那位大师学了个“爱自己十八掌”，几张拍下去伤口又好了点；

第二天又是马上过来撕开伤口：“哎？你说这咋回事呢？怎么还不好？”

如此反复下去，问题不见好转，伤口却因为被反复撕开而越来越恶化了。

随意听信一些文章中对于心理问题的描述就往自己身上套，这相当于一刀捅向自己的创伤；对自身问题的过度关注，等同于一次次撕开伤口。

最无厘头的是，有些人明明并没有那样的心理问题，却非要根据某些病症的描述硬生生的给自己“造出”所谓的心理创伤，这样就如同主动找算命的骗子被人家忽悠：“我见你印堂发黑，不日既有血光之灾！快给我打钱！我给你除灾化吉！”

二、用心理学理论去衡量正常生活，往往会导致正常生活被扭曲。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个前提是：心理学理论不是超脱于真实生活之外的一个代表着“正确”的标准，而是基于对真实生活观察研究而总结出的抽象化概括。

这种抽象化的过程本身就已经在将真实生活给扭曲了，我们试图用这种抽象化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真实生活就又是进行了一种扭曲，所以试图用心理学理论来指导正常生活，往往反而只会导致正常的生活被扭曲。

其次是，心理学的各种理论更适用于心理咨询、心理测量、心理研究中。

在那样的情境、当事人的状态、咨询师的陪伴等这些能够将我们与真实的生活隔离开来。

来到心理咨询室你可能会痛哭、会顿悟，但这些是为了从咨询室出来后能更好的去生活，而不是令你将在咨询室中那些糟糕的状态带出来、持续的贯彻在你的其他生活时间里。

三、价值观冲突。

心理学起源于西方，无论是心理学本身、还是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都过于的短暂，所以现在的心理学并没有完成本土化。

没有完成本土化的意思是说：心理学并没有在价值观、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完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气质的融合，所以落实到具体生活中的话，会产生一定的冲突。

这一点理解起来可能会有些复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是在故弄玄虚，但价值观这种层面的融合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总体而言，西方文化对真理的探索倾向于“外延性（extensional）”，东方文化对真理的探索倾向于“内容性（intensional）”。

现代社会由于是西方文化领先，我们这几代的人思维方式几乎已经习惯了用“外延性”的标准来衡量事物，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于用客观的、可量化的、逻辑推演的方式去看待问题。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本身就已经容易令一个人和真实的生活产生隔离了，再加上学了产自西方文化的心理学就更容易和现实生活起冲突。

比方说有一位少女了解了心理学中“边界”这个概念，忽然之间顿悟了，就和身边人划分了清清楚楚的界限，这可能的确令她短时间内会获得一种轻松感，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过于清晰的人际边界其实并不利于你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建立。

所以一定要记得，学心理学不能让你脱离真实的生活。学了心理你就自认为你掌握了人类最正确的行为标准指南，今天看老公这个行为不够成熟，明天看儿子那个表现代表俄狄浦斯期没过度好，后天嘲讽单位同事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

如果在你的眼里，以前原本正常的人现在你统统都觉得他们有病了。那么客观来讲，可能更符合“有病”这个定义的，是被心理学荼毒了的你。

四、心理问题的“多因多果、多病多症”性。

就是说，很多心理问题，同一个问题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同一种原因，也可能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同样一种心理病，它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症状可能是不同的；同样一种症状，它背后的病因也可能是多样化或者不同的；

比如说“攻击力的投注出现了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表现为焦虑，有的人就是抑郁，还有的人可能就是强迫，还有的人他会表现为没有安全感；

再比如说，一个人总是心烦意乱，可能是他的心理层面存在着神经症冲突，可能是他的作息不规律，也可能是他心火太旺。

还有就是，也有不少的心理问题和一个人的体质有关。比方说体质太差，一出去玩就头晕目眩，一和朋友玩就累，不得不宅在家里，那他的人际关系必然出问题，宅久了会产生心理问题那也是必然。

对于这样的情况心理问题就不是主因和重点，重点是只有体质增强了，问题才能从根子上解决。

但问题是，那些“溺心症”患者往往无法从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视角来看待自身，出现了某一个病症就认准了一定是自己从文章里看到的原因，于是照着某咨询大师给的方子就要“自治”，结果往往是给自己胡治一通。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还牵引出更多的问题。

其实“因为过度关注心理学反而令自己的问题越来越糟糕”的情况，不仅仅只是存在于那些爱乱给自己贴标签的心理学爱好者之中。

在我的实际咨询工作中也发现，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在持续的进行长程的咨询，有的都长达两三年；

但是在和这些来访者的前一两次评估中会发现，其实他们并不需要长程的咨询啊，对当时那个状态的他们来说咨询更多的是无意义的、甚至也是有着负面意义的。

因为你会发现这些来访者已经成为“职业”的来访者了，就是一开始咨询你就能感觉到他马上进入了一个“被咨询”的状态，他们通常会比较主动，非常配合，整个咨询体验非常良好，但问题是，咨询对他们来说起不到什么作用。

因为这些来访者可能在他们之前不必要的`长程咨询中被“训练”成了咨询室中的“老油子”，他们会非常清楚各种咨询设置，了解咨询起作用的方式和原理，但也正因如此，他们在无意识之中成为了咨询室中的“演员”。

他们习惯并且擅长“扮演”一个“有心理问题的人”和“通过心理咨询获得了提升的人”。

这就和那些热衷于参加各种沙龙和培训，每次都“收获很大、这位导师能量很足、带给我不少新的启发”的“沙龙老油子”是一样的。

心理咨询师就像来访者的一根拐杖，来访者用这根拐杖走一段时间的路，然后学会依靠自己走。

但如果明明自己已经可以走了、或者是其实一开始自己就可以走的，那么再长期的依靠拐杖，这可能并不明智。

对于“溺心症”患者们我有三条核心的建议：

一、减少或是停止从公众号、互联网上等途径获取碎片化的心理学知识。

二、如果真的想了解心理学的话也可以，我建议你按照“将自己培养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思路进行学习或自学。

当然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将自己培养成咨询师，而是这样一个初始动机的设置，不会令你在各种各样的定义和问题中陷得太深，而能够保持清醒。

最关键的是，你按照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咨询师的方式进行自学的话，最起码你对于心理学的认知会是比较的扎实，不会轻易被忽悠。

三、从对自己各类心理问题的过度关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

一个人会拥有怎样的命运，这个受大环境、基因、运气等因素的影响，我们自己完全控制不了；

但一个人拥有怎样的感受和心情，他今天要让自己多关注那些愉悦的事情、多让自己开心，这最起码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

少关注那些虚无缥缈的心理学概念，没事别用那些抽象冰冷的心理学理论解释自己，多陪陪家人，多出去走走，多吃些自己喜欢的，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为什么有的人会出现心理问题？

因为这些人想得太多，以至于后面走到死胡同里走不出来了。什么人才会想得到，越是有着聪慧头脑的人，想法特别多，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越高。

国际上有个组织在美国随机抽取1000个人进行调查，对他们在幸福感、心理状况等方面进行统计、评估，相关数据结果显示，随着学历的提升，人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就越高。

除了随机抽查，在对一些罪犯进行调查时，调查结果显示，那些心理变态行凶者，在入狱之前大多有着不错的、光鲜的职业，能从事这些职业，说明这些人的智商上是不错的。

在某些医学研究上，曾对人们的焦虑情绪进行研究，在细化到群体上，这些群体大多具有高智商、学历高的特征。那么，为什么高学历、高智商的人在情绪上会更容易焦虑呢？

聪明的人他们考量的东西实在是太多

对一些头脑不大灵光的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日常生活里，头脑大多只能单线程运作，这也是使得他们不能对更多的事情进行思考。当人只能单线程思考，他们不用考虑太多其他事项，他们的心情就显得简单。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单线程人士他们遇到悲伤的事情，心情是悲伤的。当他们遇到开心的事情，开心会立刻成为当时心情的主调，之前的悲伤就会被覆盖。

所以，对不大聪明、单线程的朋友来说，他们的生活会更随性、洒脱；反观那些有着聪明头脑的人，他们每做一件事情，都会思前想后，思考各种可能性，这个过程中，某个因素出现波动也可拨动他们的神经。

在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之下，神经时常被负面情绪拨动，人就容易出现心理上的问题。

网络上有一种说法，脑袋不大聪明的人，他们都容易早睡，因为他们思维不活跃，他们脑袋不会思考太多东西。做一个更贴切的比喻，足球场上的守门员，经常上扑下跳的一方一场下来不会感到太累。

反观另一方的守门员，一场球下来都是站着，但劳累程度可是要比时常抢险更甚。所以，不大聪明的人，他们更容易感受累的状态。

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看，焦虑能让人迸发出更多潜能，得到更多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不过焦虑不能长期积攒，一旦过头了，焦虑成病，人们的身体就容易垮掉。

试看社会上的一些成功人士，他们很成功、很沉稳、很懂得隐藏自己。这是他们的厉害之处，但当一些焦虑长期被隐藏而无处释放，当焦虑积压达到极限，人可能会患上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害人不浅，各位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得相关资讯。所以，健康人生，首先要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关于焦虑，积攒太多在身上容易出现问题，这就使得人们需要及时排解焦虑、释放压力。排解焦虑的办法有很多，比如说多锻炼身体、多将焦点分散开来。另外，焦虑之所以形成，主要还是自己太过于紧张，对某些事情太过执着。

其实，有时候人不必活得这么焦虑，活得那么紧张，适当放松自己，让自己也“糊涂”一阵子，对舒缓神经紧张也是有一定好处。

有句话叫做上紧了的发条，如果不断施压，后面的结果只能是把底子也输掉。现实中很多人就是如此，他们不断强迫自己要达到某个目标，达不成就誓不罢休。

如果坚持这样，对事对人都是不好的，对人，容易让自己先垮掉，对事，因为你有些行为做得太过，出来的效果反而会不好。在某些电视剧里，聪明的主角对小配角说，自己很羡慕对方思想简单，如今的自己活得实在太累了。

越是聪明的人，心理问题越多，原因在于想得更多。

人有聪明的头脑，有十足的干劲，这是很正面的事情，但当我们不注意劳逸结合，总是在一件事上不断纠缠，这或许就跟自己的出发点不一致了。

常言道，过犹不及，当我们为某些事情思前想后，当我们为某些事情考虑得异常周详，当我们为某些事情焦头烂额，这时候就容易出问题。

此外，有些人做事总会将最负面的结果放大，最后这未曾发生的负面结果竟然把正面结果覆盖掉，这实在是令人唏嘘。

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哲学和宗教

鞠曦

人类需要现实关怀，更需要终极关怀，思想家们为此而前赴后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化史表明，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是“思想”与“生命”的源泉。由人的“存在”的时空限定性所决定，“生命”是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价值判断，“生命”的现实关怀是终极关怀的“逻辑”起点。所以，由现实关怀出发进而解决终极关怀问题，使人类的文明生生不息，得以形成哲学、科学及宗教的文化形式。但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中西哲学、科学及宗教却呈现为不同的“范式”，从而对人的“存在”授于了不同的现实关怀并给出了不同的终极关怀。由“生命”的时空限定性所决定，终极关怀是对现实关怀的超越，但是，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超越之路，人们则宁可放弃终极关怀而更加注重现实关怀，竭尽全力的谋求现实利益。当社会的政治架构为赢得人们的支持而顺以现实关怀的理念时，只能促使社会更加注重现实利益。随着哲学、科学及宗教的困境，人们对终极关怀的无望和现实利益的膨胀已经把这个世界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对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问题而言，“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是这个时代最危险的声音。所以，面对西方理性的崩溃，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对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给出哲学上的“范式”，为理性指出一个方向，是本文目的之所在。然而，这并不是笔者的一厢情愿，因为在西方哲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他要求把哲学返回到“人”的“生存论结构”，从而以“基础存在论”回答“什么是人”的问题。显然，哲学之“思”是“人”的“事情”，而“事情本身”则是人的存在。[1]但是，由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无法超越“思的事情”的主体性而陷入本体论困境。可见，“什么是人”的问题在主客二元的西方哲学中，是一个形而上学难以解决的问题，其难能为“人”找到一个合理的“生存论结构”。由于“什么是人”的本体论困境，使力图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西方哲学陷入了“存在论”的逻辑怪圈。然而，这一在西方经几千年的哲学进路最终又返回古希腊哲学的“存在论”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却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思想体系。所以，本文将对“人”的“事情本身”的“存在论”问题以“叙事”的理路进行梳理，为“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提供中国文化的哲学智慧。

一．神道叙事与哲学叙事

就人类文化的历史进路而言，把人类解决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思想理路以中西两种形式作出划分，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研究视野。虽然“一个学问的历史必然与我们对于它的概念密切联系着”，[2]但“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却是在没有这个概念之前就与人类的生命密切相关。人的生命的主体性表明，对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之“思”，是随着主体对“事情”的理解，从而以叙事的形式逐步明确起来的。就人类的思想进路而言，是以神道叙事开始对“事情”的理解，随后出现了哲学叙事，而哲学叙事只是到了神道叙事不能有效的理解“事情本身”以后才出现的“叙事”方法。

对“事情”的理解，只所以中西两种思想理路能基本上满足我们的研究视野，是因为在“事情”的概念上，在“叙事”的理念上，两者具有一致性。《易》曰：“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3]“义”之“和”者，“思想”“和”于“事情”也。只有“事”与“义”和，才能“干”好“事情”。由此可知，对于“思”的“事情”而言，“事情”乃和义之事，“叙事”乃“义之和也”。然而，“义之和也”却是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而表现为不同的“叙事”形式。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表明了其“哲学叙事”的思想理路和理论范式。

在西方哲学中，对于“事情”的理解，海德格尔进行的“哲学叙事”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他说：“‘事情’，‘一个事情’，这个词现在对我们来说意谓着：就其中隐蔽着某种不可忽视的东西而言，它是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所关涉的东西。存在———个事情，也许是思的根本事情（die Sache des denkens）”，[4]“假如思依然有意去坚持它的事情，对这种事情的深思就交付给思了”。[5]《易》曰：“利贞者，性情也”。[6]可见“思”所面对的“事情”和“义”所“和”的“事情”，“是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所关涉的东西”，这使我们能够在“思”的意义上进行“叙事”，以发现所关涉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是以“叙事”承诺“思”的“事情”。而对于“叙事”的主体而言，显然“生命”“是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所关涉的东西”，尽管海德格尔没有使用“生命”这一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主体性“叙事”范畴，但他的“此在”和“生存论结构”却只有当“生命”存在并把“生命”作为一个前提时，这些东西才具有意义。所以，海德格尔为此而“阐明”了“基础存在论”（有关讨论，见本文第二节）。

由于以“叙事”承诺“思”的“事情”，因此能够以“叙事”面对人类的思想活动。所以，纳入历史的所有思想活动，我们都能够以“叙事”进行概括。对应于本文的论题，由现实关怀引发的“事情”被纳入“叙事”，首先是被现代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的所谓“原始宗教”的文化形式。由于以上的根据，本文把“原始宗教”的“事情”以“思”的“事情”解读为“神道叙事”。以“神道叙事”作为“思”的“事情”，将从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事情本身”对在“神道叙事”的思维方式及思想进路中如何产生了“哲学叙事”这一“叙事”方式得到深刻的理解。

所以，“神道叙事”这个概念，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是对“事情本身”的理解。“神道叙事”产生于对自然所表现出的“事情”的“敬畏”，因此以“和神之义”的“神道叙事”理解“事情本身”，并企求能够以“理解”的“规律”干预“事情”，这成为“叙事”的主体性价值取向。显然，“神道叙事”是理解“事情”，而“事情”与主体的“生命”具有现实上的关切，使理解“事情”成为一种价值需要，从而使“神道叙事”实质上表现的是对生命的现实关怀。“理解”“事情本身”以干预“事情”，出现了“巫术祭祀”等主体性的“事情”，可见，“巫术祭祀”在“和义”或“思”的“事情”上，是“叙事”——对“事情本身”的理解。以“神道叙事”与“事情本身”沟通，是主体以现实关怀对“事情本身”进行的“叙事”，由此表现出对“事情本身”的理解和把握。可见，“神道叙事”是对“事情”进行的解读，具有干预“事情”的性质，即“利贞者，性情也”。只不过“神道叙事”的“利贞”即所把握的“性情”是“巫术祭祀”。以“巫术祭祀”实现某种“事情”，使“巫术祭祀”在“神道叙事”中成为“事情本身”，因此是现实关怀的“事情”。可见，“规律”在概念中被“神道叙事”所遮蔽，被“巫术祭祀”所取代。只是在“神道叙事”和“巫术祭祀”之外，当主体自身的经验能力足以干预“事情”，从而能够使“事情”按照主体的现实关怀而发展时，“规律”在概念中才逐步明确起来，“事情”的“原因”成为现实关怀中的更本质的东西，从而促使对“事情本身”的终极思考。终极关怀不是关心“事情”的表象，而是对“事情”存在之为存在的终极性的思考，是把“事情”转换为“存在”着的“原因”与“结果”，并以主体所能证明的思想进行推定。按照海德格尔的意见，“当我们追问思的任务之际，就意味着要在哲学的视野内规定思想所关涉的东西，规定对思来说还有争议的东西，也即争执（StreitfaII）。这就是德语中‘事情’一词的意思。这个词道出了在眼下的情形中思想所关涉的东西，按柏拉图的说法，即事情本身”。[7]显然，海德格尔指出了“事情”与“争执”的“关涉”性，这是“思”的任务。然而，在笔者看来，对“事情”的“叙事”并不是起始于“争执”，而是主体以“生命”意识进行“思”所关怀的“生命”存在，从而进行了“神道叙事”。当“神道叙事”的“事情”与主体的生命经验发生了“争执”的时候，使之对“事情本身”——对“原因”和“结果”的“叙事”产生了变化，这时的“叙事”已经以主体的生命经验的“事情本身”逐步取代“神道叙事”，“哲学叙事”便产生了。

可见，“神道叙事”虽然也是关于“事情本身”，但是，对“事情本身”的“叙事”却不关乎主体的经验能力。当主体以自身的生命经验、以自身的经验能力能够干预“事情本身”，能证明“事情本身”、从而满足现实需要时，“神道叙事”就成为多余的了，随着人们生命经验的丰富，干预能力的提高，“事情本身”也在“神道叙事”上发生变化。关于这一点，甲骨文中的“帝”字说明了对“事情本身”的理解和“叙事”的变化。“甲骨文的‘帝’字像形，非常复杂，没有一个统一的字形，有十六种之多。”[8]“商王谥帝”则表明，[9]随着人们经验能力和干预程度的提高，对“帝”的“叙事”已经在“事情本身”上表明人的经验能力可以与“帝”相“傧配”了。“甲骨卜辞表明，到了殷商后期，思想理性在人文方向上有了更大的进步，从祭祀‘神祗’的数量上，即可证明。商代末期。即帝乙和帝辛时期，仅有一位‘神祗’，[10]已与早期的多位‘神祗’大不一样，反映出商代末期对‘神祗’的淡化和主体意识的加强。”“卜辞中记载的祭牲，一期有22种，而五期只有6种，由此表明祭祀的规模在不断减小。”[11]由此表明，随着主体现实关怀能力的提高，“神道叙事”在不断改变自身的内容，其中，由经验能力给出的现实关怀与“神道叙事”给出的关怀是一个逐步“换位”的过程，“神道叙事”的一些内容逐步被经验能力所取代，而在“叙事”的“事情本身”，由于“叙事”本身在发生变化，因此，“叙事”的变化在原则上可以认为是海德格尔所称谓的“争执”，即以“叙事”内在的消解“争执”。“有争议的东西并非事情本身，而是他的表现，通过这种表现，事情本身才成为现身当前的”。[12]所以，“叙事”是所叙之事的“原现象”或“原事情”的“表现”，这样，我们才能通过“神道叙事”在历史的理路中找到“叙事”的“原现象”或“原事情”，理解“神道叙事”和其后发生“哲学叙事”的必然进路。

所以，“神道叙事”的“叙事”形式和内容，也同使表现出现实关怀的经验能力，经验能力的提高，使“叙事”向理性的方向上发展。当“由正确知识所指导的日常技巧足以使人们没有失误，使其确有把握完全无偏差地控制这些活动”时，[13]“神道叙事”就成为多余的“事情”了，马林诺夫斯基有关“巫术祭祀”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14]

“叙事”是以生命为主体性的“叙事”，所以，当“神道叙事”与“经验能力”产生“争执”，“争执”是因为“经验能力”能解决现实关怀的“事情”，从而消解了“神道叙事”的“叙事”能力。“经验能力”的提高不但与“神道叙事”发生“争执”，而且随着“经验能力”解决了现实关怀的“事情”，终极关怀则成为主体要“叙事”的问题。这时，以“经验能力”为基础对存在之为存在及“原因”和“结果”的“叙事”就逐步产生了，当“叙事”完全摆脱“神道叙事”所给以的现实关怀时，对“存在之为存在”的“终极关怀”即终极性的“叙事”就成为一种全新的、以主体的思想能力而进行的“叙事”，于是，这种完全摆脱“神道叙事”的“叙事”，通常被称为哲学，本文则称其为一种“叙事”，即“哲学叙事”。

毫无疑问，“哲学叙事”是理性的“叙事”，其不但反映出人类的认识能力，表明其以自己的“智慧”而不是以“上帝”的形式进行的“叙事”，而且也反映出人的生存能力及生存条件基本上解决了现实关怀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部获得了以后”。[15]因此，现实关怀的基本满足，使之在“神道叙事”之外，开始了与“神道叙事”不同的理性的“哲学叙事”。

二．哲学、宗教与科学的“叙事”

虽然开始了“哲学叙事”，但这只是“叙事”之一种形式，“神道叙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只是缩小了“叙事”的范围，随着现实关怀的基本满足，其开始对终极关怀进行“叙事”，有些“叙事”甚至在现代还在继续（如巫婆神汉、卜筮算命等）。所以，“哲学叙事”与“神道叙事”并存，成为不同的“叙事”的方式。由于早期的“哲学叙事”不能很好的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甚至现实关怀也发生一些天灾人祸（所谓现实中的苦难），在这种情况下，“神道叙事”的某些内容借助“哲学叙事”的一些思想方法（如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思想，被基督教加以运用），进而产生了“宗教叙事”，宗教应运而生。宗教虽然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得到发展，并居于统治地位，然而，随着“哲学叙事”的进步，不但使“宗教叙事”受到置疑，而且在“哲学叙事”中逐步产生了“科学叙事”。“科学叙事”的实证性，使其“叙事”的内容和形式最终从“哲学叙事”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叙事”的思想体系而独立。由于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是直到当代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哲学叙事”、“宗教叙事”和“科学叙事”并存，作为人类现当代文化的主体，它们共同对“事实本身”进行理论阐述。可见，如果要回到“事实本身”，就必须首先面对哲学、宗教与科学的“叙事”所带来的问题。

显然，“哲学叙事”和“宗教叙事”以及“科学叙事”是人类思想对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给出的不同“叙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不同的文化类型还给出了不同的哲学、宗教与科学的“叙事”形式和内容。这使我们今天见到了中西文化及哲学、科学与宗教之不同。（关于印度文化和其“叙事”的形式和内容，不在本文的论题之内，另当别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产生于对事物的“惊异”，他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他因此认为“神话”是“怪异。”[16]显然，忽略“神道叙事”的亚里士多德不能解释“神道叙事”是否也源于“惊异”，如果“神道叙事”也源于“惊异”，“神道叙事”岂不是也成了哲学？所以，哲学不是起源于“惊异”，关乎现实关怀的“惊异”，还不是理性的思想，更多的则成为“神道叙事”的内容。“哲学叙事”是对终极关怀的理性的“叙事”形式，理性的终极关怀使思想探寻“事情本身”的基本规律，使主体以“智慧”代替了“神道叙事”，“智慧”与“事情本身”具有“哲学叙事”的同一性，这使终极关怀成为哲学的最高目的，也使“哲学叙事”成为“智慧”的表现形式。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论之，对“事情”的“叙事”源于主体“生命”的“事情本身”。如果说“神道叙事”感性于现实关怀而发，那么，“哲学叙事”则是理性于终极关怀而论。显然，以“哲学叙事”对“事情本身”进行的“叙事”使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如果文化最终达到自为自在的统一即合于存在的本质性，则不再需要哲学叙事，做为学科性的哲学将自行消解。

西方文化表明，自“哲学叙事”开始，就以其自为的理性智慧探索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终极的原因。西方的“哲学叙事”把存在对象化，从而使主体的“生命存在”从对象中独立出来，变成了纯粹的思想者，即把“生命”的“事情本身”变成了纯粹的“思”的“事情”，这不但遮蔽了主体“事情本身”的生命意义，同时也遮蔽了客体“事情本身”的“存在”性质。主体“事情本身”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使之“哲学叙事”不能解决“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所以，当终极关怀成为人们普遍注意的“事情”时，这时，“宗教叙事”便产生了。也就是说，人为宗教取而代之“哲学叙事”不能解决的“生命”“终极关怀”问题。把“生命”的“事情本身”变成了纯粹的“思”的“事情”，使“哲学叙事”只能进行主体何以思想及客体何以存在并力图使两者同一的“叙事”。“哲学叙事”要证明的是“理念”的正确性，所以，“一切形而上学（包括它的反对者实证主义）都说着柏拉图的语言）”，集现代西方哲学之大成的海德格尔，因此对“理念”进行了解构。他说：“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17]哲学之所以“终结”，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因为哲学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哲学历史之整体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了。作为完成的终结意味着这种聚集”。[18]那么，哲学的“聚集”产生于什么原因呢？显然是在“存在”的问题上。所以海德格尔说：“对存在的追问其本身就是以历史性为特征的。这一追问作为历史的追问，其最本己的存在意义中就包含有一种指示：要去追究这一追问本身的历史，也就是说，要成为历史学的。要好好解答存在问题，就必须听取这一指示，以便使自己在积极地据过去为己有的情况下来充分占有最本己的问题的可能性。”[19]

可见，海德格尔发现了西方哲学的危机并由此展现出形而上学的怪圈：西方哲学在“此一位置”的“形而上学的完成”，却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显然，西方哲学的危机被后现代思想家所直言不讳，其宣布西方哲学并不存在“彼一位置”，或者说“彼一位置”是一个无法到达的“位置”。

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可以理解为“思”的对象化之“完成”。“思”的对象化使我们深入到“哲学叙事”的思想进路，由此发现，西方的“哲学叙事”自古希腊开始就在力图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找到一条客观的即把人独立在外的道路，从而使主体与客体出现了二元论，这使之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问题，始终贯穿于西方哲学，成为不能解决的问题。直到康德论证了理性的有限性，海德格尔突显出问题的主体性，才发现“哲学叙事”应回到“人”的“生命”存在的“事情本身”，也直到这时，海德格尔宣布哲学的终结才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哲学将开始新的思想进路。所以，我们有理由把“哲学叙事”与“神道叙事”在“事情本身”即“生存论结构”上把“叙事”的历史与逻辑进行统一。

关于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说：“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意味着什么？我们太容易在消极意义上把某物的终结了解为单纯的终止，理解为没有继续发展，甚或理解为颓败和无能。相反地，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VoIIendung）”。[20]海德格尔指出了西方哲学问题之所在，他因此认为哲学应当“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为了达到“彼一位置”，需要对“形而上学”进行奠基。只所以要为形而上学奠基，是因为“对人的探讨成了问题，这是一个在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基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困惑。这时才显示出：康德在他自己所揭示的基础面前，在先验想象力面前的退缩，就是——为了拯救纯粹理性，亦即为了确立它自己的地基——哲学研究的那种活动，它揭示了这一地基的崩陷，因而揭示了形而上学的无基础的深渊（Abgrund）。”[21]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则直指“主体性”问题：“什么是哲学研究的事情呢？……这个事情就是意识的主体性”，由于人的存在才产生了“主体性”问题，所以，“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之事情乃是存在者之存在，乃是以实体性和主体性为形态的存在者之在场状态”。[22]“主体性”问题的反思，使我们回到康德哲学。

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的基础“这个问题不属于形而上学的系统，而是在人类学的范围之内的”。[23]这里，康德显然指出了形而上学是关于人的“形而上学”，即指出了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基础：“人”的存在才使形而上学成为本然性的东西。然而，这一问题只是到了海德格尔以“基础存在论”做为哲学理路，才推进了关于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深化，才在“人”的“此在”性上为主体性找到根据。海德格尔说“基础存在论，是指对有限的人类本质所作的那样一种存在论分析，它应当为‘属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形而上学准备基础。基础存在论是为了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而必然要求的、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但它与一切人类学、也包括哲学人类学，都有根本的区别。阐明一个基础存在论观念，这就意味着：将此在的这一特别标明的存在论分析作为必然要求来阐明，并由此而说明，在何种意图和方式之中，在何种界限之内和哪些条件之下，它提出‘什么是人？’这个具体问题”。[24]可见，提出了“什么是人？”这个具体问题，“使‘哲学’人类学这样的东西站到充分的哲学基地上面”。[25]西方哲学表明，“哲学叙事”起源于主体，但却在“叙事”的历史中遗忘了人，当重新确立人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时，却需要给人的存在找到一个基础，问题又回到了“事情本身”。主体性的存在是什么？思的存在和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之证明，是海德格尔晚年力图解决而又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海氏认为，现象学乃是存在论的方法，这种现象学方法有三个基本环节：现象学的还原（Reduktion）、现象学的建构（Konstruktion）和现象学的解构（Destruktion）。”[26]反思表明，被海德格尔重新建构的“现象学”，是一种“本体论”的方法，只是他把“本体论”的问题还原为“存在论”，之所以要把“本体论”的问题还原为“存在论”，其目的是要在本质上把“存在”解构为“此在”。但是，其在把存在以时间解构为“此在”之后，“此在”被建构为关于“人”的存在，从而使“本体”又一次成为主体的“建构”。所以，哲学在这里已经无能为力，“哲学的终结”是事所必然。可见，“哲学的终结”，是由根深蒂固的本体论问题所造成。

在“哲学叙事”中，“事情”是其“本身”还是“理念”，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把这个任务了解为：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构成一些原始经验——那些最初的、以后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从这些源始经验获得的。”[27]然而，把“事情本身”解构为源始经验，但“理念”还是主体不能证明的，在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即主体性问题上，始终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所以，由“理念”论所决定，西方哲学在二元论的方向中使自身终结。

这里还必须对西方的“科学叙事”作一些论证，尽管这不是本文的主体内容。但是，只要理解在“哲学叙事”中分离出“科学叙事”的逻辑必然性，就会知道这是二元论的必然结果。主客体的二元化一方面使“思”的“事情”把主体也当作客体进行“叙事”，即把主体还原为物质客体，以生物学还原人的“生命”，另一方面，“思”的主体性问题成为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且找不到可靠的基础，如上文所言，直到海德格尔提出“哲学的终结”，“思”仍然作为一个问题困绕着后现代哲学。

在“科学叙事”中，其价值取向的直接性是以其技术提高了现实关怀的物质性，借助技术向自然索取，使人们在物质利益上获得了极大的丰富。然而，“科学叙事”一方面承诺了对实在的终极关怀，承诺了对客体的终极性“叙事”，又在提供现实关怀的物质利益上毁灭人类的终极关怀。“科学叙事”使人们急功近利，其提供的现实关怀，反而使人类步入了毁灭的深渊。这就是说，“科学叙事”只重视现实关怀而无望于终极关怀。毫无疑问，“测不准原理”的提出、哲学对科学诸多问题的不可解释、“哲学的终结”带来的“科学的终结”，已然否定了科学的终极关怀。

在这样的情况下，企图以现代生物学和基因理论解决“生命”问题，理应受到置疑。在“测不准原理”的制约下，“生命”将隐藏起自己的最终秘密。而对于现代生物学和基因理论的“科学叙事”，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如果其能够最终解决“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也就是说，主体性的问题最终被“科学叙事”所解决，那么，基因如此这般的排列组合将使“哲学叙事”也将如此这般的进行，这意味着形而上学的问题也应当由此得到解决。这就是说，基因理论是形而上学的基础，只有这样，才是“科学叙事”的真理性所在。然而，主客体的同一性要求从基因还原出思想，但是，改变基因的“叙事”却意谓着“叙事”的改变，从而使“叙事”相背，所以，从基因中不可能还原出思想。“叙事”的非同一性，表明基因的“不可逆性”，从现在的基因不但不可能还原出我们的祖先，因此也还原不出形而上学的基础。可见，“科学叙事”的价值判断理应被否定，“科学叙事”不但不能解决终极关怀问题，而且对现实关怀提供的技术支持，使“科学叙事”反而成为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

由上可知，在“人”的“事情本身”上终结，是西方文化的“叙事”形式所产生的必然问题。当哲学终结之后，“宗教叙事”也必然出现危机，因为“哲学叙事”解构了神学，而这一工作并不是始之于海德格尔，康德对理性的反思就已经表明“上帝”不是一个存在论问题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海德格尔对哲学的解构表明，形而上学根本没有“基础”。所以，重要的问题在于，由于“上帝”的存在失去了基础，“上帝”及宗教的失落带给人们的危机已经是双重性的：既然终极关怀已无望解决，那么，人们就只能在现实关怀上急功近利。

所以，“哲学”、“宗教”及“科学”等“叙事”表明的问题使“叙事”重新回到人的“事情本身”，这是几千年来西方文化给人类的最大贡献，也由此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对“事情本身”的反思。

三．对“事情本身”的反思

“人”的“事情本身”表明，“人”以“生命”为存在方式。这就是说，“人”这种存在之所以与其它任何存在具有本质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