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注，原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4，114-120（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存在决定意识抑或物质决定意识——试论中国咨询心理学的发展道路

1前言

作者在1998年9月16日羊城晚报看到一篇报导，不禁感叹万千“心理咨询是世界是最不值钱的玩意，是个人、有把嘴就可以作心理咨询了。”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没有钥匙，怎解心锁

——心理咨询兴起，咨询培训随之红火

本报讯“来听心理课的，多数不是自己有‘问题’，而是帮别人解决问题。”日前在广州一个心理咨询培训班，负责人如是说。

9月13日，记者走访这个由某医学院举办的培训班，看到60岁的陈姨。她原是医务工作者。“我希望通过学习，为同龄人解除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她说，周围不少人退休后无所事事，情绪低落。

薛小姐、马先生也是学员，他们想把心理咨询当饭碗。薛是山西人，高中毕业后在广州做模特，“我不可能一辈子吃青春饭，心理咨询是新兴行当，我想试试。”马先生在广州做了几年生意，最近准备回老家山东，“听说这里有个培训班，也来学一学，看回去能不能做这个。”

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为其提供排解的心理咨询业，亦应运而生。时下一些工、青、妇等机构，企业、街道、声讯台等，都办了咨询热线。但广东省高校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玲教授认为，从事心理咨询，既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又要具备医学与社会心理学知识，不经过严格培训很难胜任。

刘小姐曾在某家政公司从事老人心理咨询，最近辞了职。她说做过几次后就感到自己缺乏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公司的培训只是一些简单的技巧，不太管用。听说这个班请来了知名的专家，想再学习，重操此业。

参加这个培训班的，有大学、中学教师、医务工作者，也有保险从业员。据说，首期培训计划招收400学员，很早就招满，至今仍有人来电报名。负责人梁经理介绍，半数以上的人是想通过系统学习，以后从事心理咨询业的。

据了解，目前广州一些医院、社会团体都开了心理咨询培训班。但有专家指出，心理咨询培训在国内尚无成功模式可循，师资缺乏，有待探索完善。

文/记者崔朝阳实习生李磊。

这个培训班的招生简章上写着培训五天，发证。

这种培训班在全国已经不少见。

心理咨询这个科学殿堂中的一员，已成了为了生计而走投无路者的“饭碗”。作模特被人嫌老的、下岗的、做生意失败的、教书的、看病开药的、推销保险的，谁只要高兴，就可以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似乎已堕落到和江湖术士的花言巧语一样了。

为什么神圣的科学会被歪曲成这个样子？

2中国的咨询心理学被错误定位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生活不断提高，各种文化思潮交替出现，人们的心理急剧地变化，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相继都产生和出现了。因此咨询心理学在中国又被重新地挖掘出来。但是心理咨询到底是什么？应当如何进行心理咨询？谁来进行心理咨询？在中国心理学界似乎存在着与西方的心理咨询完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1982年，陈佩璋在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开出第一个综合医院对外挂号的心理咨询门诊，对象除精神病人外，开始涉及一些性心理障碍和其它心理障碍的患者，1983年，赵耕源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三院开设了第二个综合医院对外挂号的心理咨询门诊，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可以用“解释性语言+抗精神病药物”的模式来概括。他们的工作受到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和家属的欢迎。

虽然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工作受到一些病人和家属的欢迎，但是并未得到心理学界的认可。在多次全国心理学年会上，这方面的论文都没能引起大会的重视。在1985年8月召开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大会上，医学界的代表同心理学界的代表产生了分歧。心理学界的代表认为：所谓的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只不过是原有精神科的变种，并不具有心理治疗的本质与内涵，与西方的心理咨询模式不符，因此心理学界不应支持和参与这种活动。

但是，1985年11月起整个形式急转直下，原因是这一年在广东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医学心理学学术会议，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心理科学研究所的李心天教授在会议报告中做了一个概括性的结论，认为心理咨询应是心理研究和临床医学的结合，这是一条“创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的道路”。大会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似乎同意是“医学模式的心理咨询是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

。在这种学术气氛的影响下，全国的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新生事物”引起了卫生行政部门官员的重视。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付部长何界生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综合医院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逐步设立精神和心理咨询科，这是加强精神卫生和做好精神防治工作的必要措施”。他建议各省市在1987年内选1—2所有条件的综合医院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再进行推广。

行政部门的指令下，医疗系统的心理咨询门诊纷纷开张。很多卫生部门领导把保持心理健康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对待。要保持心理健康，不但要进行心理卫生知识的广泛宣传，而且要有心理健康的指导部门，因而开始着手建立各级医院及卫生机构的心理咨询机构，例如上海1990年前后，由市卫生局规定区医院以上，都要设立心理咨询门诊，因此在短期之内数十个心理咨询部门都开设出来了，1992年上海审批建立新的心理咨询机构，并对已开设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组织协调及业务上的指导，使全市的心理咨询工作做到有计划，规范化，以保证咨询质量与效果。卫生部的卫生工作“八五规划”（草案）上亦规定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应设立精神服务或心理咨询部门。卫生部并且规定凡综合性大医院是否建立心理咨询门诊作为考核医院工作内容之一。特别在近年来医院评定等级中，凡三级甲等医院必须设立心理咨询门诊。

目前国内很多大中城市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医院都开设了“心理咨询”门诊，特别是原来就有精神科的那些医院，这些医院都是星期一、三、五是精神科门诊，星期二、四、六是心理咨询或是倒过来，原班人马来回使用，所开药物没有分别。可以说，在中国，“心理咨询”机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开设在开药、打针、动手术的医院里。

这些医院里的“心理咨询”的工作模式可以这样来定义“语言安慰+抗精神病药物”，所持治疗原则是——不许你想！治疗措施是吃药、降低生理水平——让你无法想！

3“医学模式”的“咨询”误了大事

同西方的观点不同，在中国已形成的以综合医院为代表的心理咨询界，在确立心理咨询对象时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心理病的“病”同生理病的“病”是同一个概念，因而，心理咨询的对象是病人，而不是心理有障碍或是心理不健康的“人”。（作者在这里给人字标上引号，是为了区别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因为“来咨询者的87.5%-96.3%是有某种精神或躯体疾病的人”[1]所以“我国综合医院心理咨询的对象，主要不是正常人，而是有各种心理疾病的患者”，“他们来医院很少是为了解决日常的生活压力，解决应变能力或某些策略，而主要是看“病”，特别是心理现象躯体化产生的躯体症状”。[2]

在对治疗的目标上，中国的医院式的心理咨询同西方的观点也不同。较有代表性的是赵耕源的观点：“心理咨询就是…….帮助他避免或消除不利心身健康的心理社会因素，或认识这些心理社会因素在已产生疾病中的作用。因此能增强对心理刺激与冲突导致疾病的能力，保障心理（精神）健康，或减轻已发生疾病者的心理负担，树立起对疾病的治疗信心”。[3]持这种观点者将所有精神症状都看成是某一种生理疾病的延生物，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看成是加快治愈生理疾病的辅助手段。

有相应的理论观点就有相应的方法

目前，在我国医院中所开设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门诊所使用的方法，可以基本概括为“语言支持和解释+药物”的实际工作模式。整个工作分三个阶段完成。

一。心理测验和传统精神科检验及一般医学检验。首诊一律使用有关的心理量表进行心理测试，各种量表中以MMPI、SQL-90等为主。

二。了解病史与作解释性的说明。要求以“和善与耐心”和病人交谈，了解病情，用心理学的观点对病史进行解释，并鼓励病人增强勇气，与医生合作，共同战胜疾病。

三。指导、忠告和开药。针对病情做出家居行为指导，以“不”、“不许不”或“必须……否则……”的形式对病人做出忠告。最后酌情开给某种传统精神科药物。

这种医学式的“心理咨询”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1）将意识降到了生物化的水平

生物学化的观点忽视了人的行为的质的差别，特别是人的阶级、民族、种族和社会地位上的意识差别，完全抹杀了个体的个性倾向。

这种将唯物主义的心理学等同于“大脑决定论”思想倾向在我国“心理咨询界”很有代表性。这种观点认为，各类神经症都是大脑的生理结构与功能出现了问题，所以，人际关系焦虑、恐惧也必须靠吃阿米替林等药物来解决。[4]

“大脑决定论”是在于错误的理解了决定论的思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发生的决定论所说的决定都不是大脑的决定，对人的行为和意识表现的分析过程也不是从大脑开始的，但庸俗的唯物机械论却将这种分析封闭在大脑中，用生理机能来解释人的外部行为和意识表现，他们认为脑是动力的机器，在它的内部结构上寻找意识发生和改变的原因，这样似乎因失恋而导致的悲伤也可以理解为大脑神经递质的不平衡引起的了，而因失恋愤怒而导致的自伤、他伤、自杀、他杀也可以理解为神经系统的冲动性紊乱。更有人在寻找由生理因素决定的犯罪人格，如大量讨论性罪错、暴力攻击等犯罪人格的文章，认为犯人的皮电反应波动次数多、神经质性较正常人高、性生理早熟，暗示某一类人天生就是罪犯。有的研究结果居然认为（结论）少年犯的母亲的孕期时营养不良，围产期时的不利因素是少年犯罪的原因，“所以对少年犯的防治要从母孕期围产期开始”。并认为这个研究结果与国外一些研究一致。[5]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意识是大脑的机能，是大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我们认为不应当从大脑的本身去寻找心理障碍的原因（只能从大脑本身去寻找生理原因），而应当从来自客观的关系系统及人与客观的关系系统中去寻找原因，因为脑的机能仅是这种（心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唯一的部分。

（2）混淆基本的科学逻辑

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的各有关杂志上都见有这样的文章，其观点是认为应该有、也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当然，这个模式就是医学的心理咨询模式。持这些观点的人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的群众的教育水平低，心理学知识更为贫乏”搞不清什么是“病”、什么是“心理问题”，所以在中国，心理问题说是“生理病”，[6][7][8]

必须采用医学的模式，用吃药或吃点药的方法来治疗，否则就无效，在中国搞纯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认为，持这种观点是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如果将上述的说法翻译成形式逻辑的语言，就成了“因为有人不知道A是A，所以A就是B”。我们同时认为，这样荒唐的逻辑错误决不能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医学模式”的理由。研究科学应当有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个科学的事实并不会因为某人的看法而改变，一个科学的学科更不会因为有人不知道或是有人不喜欢它而退出历史的舞台。

（3）混淆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身心疾病”、“心身疾病”这两名词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或是对于一般的当事人来说，这两个概念似乎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身心疾病”、“心身疾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学科领域，对它们的研究、处理应分别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身心疾病”是指由个体的肌体发生了生理机制的改变而引发了个体的心理、行为上的变化，例如：老年性痴呆、经期精神紧张等等。这些生理变化而导致的心理、行为的变化与当事人的社会认识无关，也与当事人对自身的认识无关，其心理、行为的变化不受自我意识的控制。

“心身疾病”则当指另外一回事，其发“病”的过程正好与“身心疾病”的发病过程倒过来。“心身疾病”是由于当事人对于发生在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中的各类事件不能适应，或因外界所提供的刺激与已形成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而对自身的自我认识发生了改变，导致心理状态不平衡，心理状态的不平衡最终又影响了身体的生理变化，出现了心身转换，例如，癔病，强迫行为等。

严格地区分这两类不同的疾病是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的，因为这两种疾病起源来看，完全是不同性质的疾病，对他们的治疗完全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这些方法和手段都遵循各自的思想模式，或是医学模式，或是教育模式。医学模式的方法不可能对心身疾病有效。同样，教育模式也不可能对身心疾病有效。

无可置疑，“身心疾病”和“心身疾病”都会表现出各种相关的精神症状，而且有的时候它们会很相似，但是仅此相似，就可以将他们混为一谈吗？天上下雨地上湿，地上湿就一定天上下雨吗？神经系统损伤或生理系统的病变无疑会引发精神状态的改变，但精神状态的改变就一定意味着生理的病变吗？

4中国心理学界出让了阵地

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1993年第二期《心理学报》正式公布了“卫生系统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条例”。该条例要求参加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者的资格，主要有二个方面：1、大学心理学系或医学院校毕业或具有心理学或医学中级职称，并经省级以上心理学会或心理卫生协会认可举办的心理咨询专业培训者。2、应具备心理治疗、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人格心理学、会谈及心理诊断技术、心理测验等方面的知识，非医学专业者应补修有关医学知识（如：内科、儿科和神经科等方面）。[9]条例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即学医者（或进修医学者）方有资格在卫生系统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对这个条例我们有这样的看法：

科学哲学对于科学的划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一门科学学科的建立，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有在现阶段人们认识范围内所公认存在的客观对象；

二有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三有一套完整的描述性概念体系。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有了这三个条件，这门学科就是一门独特的学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心理学与医学绝不是同一个学科，更加不会依附医学而生存。

亚里士多德早就对不同的学科进行了分类，归为两大截然不同的学科，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心理学是心灵的学问，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医学是对生理的研究，属于形而下的范畴，他们绝不可以同日而语。心理咨询所求的是精神上的安慰，愉快，而医学追求的是生理机体的健康长寿，从研究对象上看，两者之间毫无共通之处。

稍具科学哲学知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错误之处，医学院可以培训心理咨询员，学过医学的人经过进修班的进修就可以做心理咨询，那么要心理学专业做什么？要那么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做什么？！？！

每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有其自己的学科分支，而且各门学科自己的基础学科也不同，医学是这样，心理学也不例外，咨询心理学同样也不例外！不同的学科分别研究完全不同的客观领域，如医学研究的是生命的保持和延续，而心理学研究的是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虽然交叉在人体上，但却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

在西方，一个人要取得临床心理开业的资格，从读心理学或哲学本科起，需经过约十年的专业训练。之所以需要这样长的时间，是因为要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系统地研习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等学科知识，以一个心理学学士学位为例，要取得学位，必须修完约50门课！这些学科知识浩瀚，内容繁杂，不是一两本书可以涵盖的，也不是三两天可以讲得完的。更重要的是，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一种特殊的素质，这种专业的素质是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同医生需要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所形成的专业素质是一样的。其实，一个学医的人，要回答类似像“是我的脑袋，还是脑袋的我”，或是“我思故我在，还是我在故我思”这样一个问题，到心理学系或是哲学系去进修它三五年，怕也未必能讲的清楚。“吃了三天素，就想当神仙”未免过于可笑。这在医学界行不通，同样在心理学界也行不通。

其次，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培训是一个什么概念？那么心理学系是否可以培训外科手术师呢？一个心理学的学生是否经过十天八天的培训班的培训，就可以到医院去看病、开药、动刀子做手术呢？成为一个正正当当的医生呢？就医学界本身来说，培训一事可否行得通？内科医生是否可以能过培训一下，就成了外科手术师呢？（那同理，医学界也不可以认为心理咨询师是可以通过短期可以上岗的！——这是我个人观点，不属于文章原有。）

我们认为“培训”不是一个专业教育的概念，而是一个完成专业学习的前提下，为提高本专业水平而继续受教育、继续学习的概念。如果传授知识涉及到新的专业领域，那么就应该是“学历”教育。如果一定要“培训”，就请像本科教育一样“培训”4年，再像研究生那样“培训”3年，……，就如同医学的学历一样！

请原谅我们说话刻薄，不这样就不能将问题揭开。我们的意思是：心理学并不比其它学科简单，做一个心理咨询工作者也不会比当其它的专家容易。

这个条例实际上表达或是暗示了：心理咨询很简单，培训一下就行了。

正是由于混淆了基本的科学逻辑，才使到伪科学有了伪装登场的机会。

中国心理学界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今天看来，决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1）个别心理学工作者轻视心理咨询的专业性，没有认真地钻研咨询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但却摆出了一付学过心理学就是一个心理治疗大师的模样，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先知，滔滔不绝地向当事人说教，不知道咨询心理学乃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需要专门的知识、素养，而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等同于政治教育或是知识求教。当事人抱着希望而来，负着失望而去，无形之中给人一个印象“心理学是空谈，靠说话哪里能治病。”或“你谈话能治病，那我谈话也可以治病。”

（2）心理学界本身对咨询心理学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咨询心理学在心理学界本身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心理学界相对来说比较重视所谓纯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对以心理测量、统计为主要方法论的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和研究成果相当重视，而对用其它研究方法的研究则较为忽视。咨询心理学界乎于哲学和个体心理实验之间，不可能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群体试验，因此，咨询心理学在正统的心理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心理学界自己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就很难怪别人乘虚而入了。

（3）社会上某些人利用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得到心理服务的需要，大发其财，鱼目混珠。为了达到个人出名、发财的目的，不惜将水搅混，故意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同打针、吃药的医疗等同起来，故意将心理健康问题同生理疾病等同起来，甚至同医院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使其又开发了一个“创收”的领域。当然，在心理学界，想用咨询心理学大发其财的人，也是有的。

我们认为，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组织规定的《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同样犯了上述错误！

5中国的咨询心理学必须重新定位

综上所述，国内的学术气氛倾向于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定义为“医学模式”，而不是教育模式，部分学者骄傲地将这个医学模式的心理咨询称作“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认为这是我国的国情之需要，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表现，是一种发展和创新。

在中国的大陆地区，我们几乎看不到纯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本属心理学工作者范围的心理咨询门诊，却大量地开到了综合医院和精神病院里去了。是否建有心理咨询门诊成了医疗单位上等级的一个考核指标。无论是什么人，读了一两本心理学的书，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做起心理咨询了，尽管他（她）原来是搞精神科的、内科的，妇科的，甚至是搞组织胚胎的，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作模特被人嫌老的、下岗的、做生意失败的、教书的、看病开药的、推销保险的都来做心理咨询了。

谁都可以做心理咨询，他的资格认定也随便，取得心理咨询治疗师的资格比考个摩托车驾驶证还容易，得个驾驶证还要十天半月，而得到心理咨询资格的培训不会超过一周。

目前还有一种学术倾向很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是希望通过用物质输入的方法来改变人的意识水平和意识倾向，甚至改变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从吃了某些药物可以使人更聪明、更能明白事理开始（例如巨人脑黄金的宣传、各种聪明水的宣传），发展到一个人因失恋而痛苦可以吃药治疗，因对上级的批评不满而沮丧可以吃药治疗，小学生因学业不佳遭老师和同学的白眼而自卑可以吃药治疗。照此下去，对罪犯的改造岂不是也可以用吃药的方法解决了？

现在，在中国，心理咨询可以说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心理障碍吃药排，二是胡乱支招解心烦。（扪心自问，如果自己是当事人，这样真的可以凑效吗？？——本人观点，原文没有）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度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成为了一个国家是否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巨大作用已不再限于思想意识领域及社会形态的安定，而且已经扩展到了经济领域。据美国财政部和卫生部的统计，美国每年（1986）因心理障碍因素所导致的工作损失达400亿美元，而因及时得到心理治疗而减少的损失约有185亿美元。因此，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极受重视。

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历史沿革的考查及对咨询心理学概念、对象、过程、体系的考查，可以充分说明，咨询心理学从对象到方法都并非是传统医学概念上的东西，而是哲学、心理学在个体社会意识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应用。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经无数心理学家的努力，咨询心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不同于政治宣传、说教，也绝不同于“医学”的独立学科，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10]是纯粹的教育模式的学科范畴。

目前中国的这种“医学模式”、“说教聊天模式”能够使我们的咨询心理学事业走向现代化，为发达的工业文明服务吗？回答应是完全的否定！[11]

中国的咨询心理学何往？

我们认为：首先，哲学和心理学专业工作者应当紧急动员起来，以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建立起我国的咨询心理学事业。我们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咨询心理学中的伪科学，特别是反对那些打着科学的旗号的伪科学，还咨询心理学以本来的面目。

其次，继续深入研究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其实，在引进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这一工作上，高校的心理学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先是张人骏出版了《咨询心理学》（1987）将西方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粗略的介绍，引起注意。到了1989年，钱铭怡出版了《心理咨询》则可认为教育模式的心理咨询在中国正式登台，这本教科书较系统地介绍了当今西方的心理咨询和技术，这是一本可以作为专业性的培训教材。1991年，车文博等出版了《心理咨询百科全书》，将可能收集到的西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方法和技术全盘列出。这三本书的出版，可以说在经历了众所同知的年代后，又重新奠定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础。1983年起，全国的五个心理学系都陆续地开设了针对本校学生的心理咨询机构。1987年，华东师大心理学系曾性初教授招收我国第一个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研究生，1988年，华南师大心理学在本科生中系统地开设为期一年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课程，紧接着全国五个心理学系都开设了这一课程或讲座，系统研习的西方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治疗技术。

可以说，在中国，关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科学理论基础已经形成，所需要的工作是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心理治疗内容体系。

再次，做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科普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通过广泛的宣传，肃清伪科学对咨询心理学的污染，特别要打击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和那些喊着反对伪科学口号的伪科学。

最后，要做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人员及市场的管理工作。严格规定从业人员的资格，建立一套有效的、甚至是有法律规定的行会资格制度、责任制度。

6结语

罗杰斯早在1951年出版的《当事人中心疗法》（Client-Centered Therapy)一书中，就已经将心理咨询的对象定义“当事人”，用“当事人（Client）”一词取代了“病人（Patient）”，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这一举措不仅是语义上的，最重要的是标明了——心理咨询的对象不再是医学意义上的生物体，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体，同时意味着，心理咨询所遵循的模式是教育模式而不是医学模式。

正是因为选择了“医学模式”的咨询心理学模式而又不能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培训班”，才会出现相应的科学骗子，才会出现谁都可以做心理咨询这种令人尴尬和气愤局面。伪科学能立足的地方，就是“科学”还力不能及的地方。

十大暴利行业TOP1：房地产

从来没有哪一个行业像房地产业这样盛产亿万富翁，各种富豪排行榜上，房地产富豪连年占据半壁江山。随着国家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2011年全国各地的房价开始松动，但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并没有终结。

十大暴利行业TOP2：眼镜

根据统计，中国约有3亿人配戴眼镜，按每3年更新一副计算，每年的市场需求量就达1亿副。而与此同时，在外行人看来，眼镜业又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暴利行业，有这样一段顺口溜：“20元的镜架，200元卖你是讲人情，300元卖你是讲交情，400元卖你是讲行情

十大暴利行业TOP3：化妆护理、瘦身减肥等美容行业

人们对化妆品的使用要求不单单是防冻抗皴功能，追求对脸部不同部位保养更多的功能，也产生不同作用效果的化妆品。哪里有好的投资项目­利润高的化妆品并不是低端的消费品牌，这里的化妆品是指进口高端产品。sk-ii著名的神仙水在中国零售价格为560元，而其制造成本仅为人民币6.5元。惊讶么­就算研发成本都加进去，每单只成本也不超过人民币10元。资生堂650元/50克的眼霜连包装成本也只有10元不到。而欧伯莱那些150元左右的低端眼霜成本仅在3元左右。而之所以价格昂贵，原因在品牌宣传，包装费用和广告费。

美容院里的化妆品暴利就更加惊人，据调查，美容院销售的化妆品大多由中小型企业生产，靠代理公司销售。而代理公司一般1到2折就可以从生产企业拿到产品，200元的化妆品，最便宜时花不了10元钱就能拿到货。

十大暴利行业TOP4：婴幼儿用品行业

婴幼儿用品市场究竟有多大­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统计公告，中国每年重生婴儿1600万，0-3岁的婴幼儿约6900万，其中乡村0-3岁的婴幼儿数量超越1000万，相当于澳大利亚的人口总和。

从市场资料剖析得知;婴幼儿用品市场每年将超越1000亿元的市场范围。一个家庭只需一个孩子，孩子是家庭消耗的轴心，且家长们在为婴幼儿选择衣物、玩具等商品时，特殊注重商品的平安性、教育性和特性化，这就使得家长们把目光自然盯在了婴幼儿用品的专卖店或其大商场的专柜上。

由于，一些质量优秀、价位适中的品牌儿童用品的专卖店运营方式，将成为未来婴幼儿用品市场的主流。

十大暴利行业TOP5：婚纱摄影行业

婚纱摄影，这个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创造着惊人的产值。新人“人生就一次”的观念也助长了影楼漫天要价，在影楼拍摄一套婚纱照少则上千，多则上万。 2011年度在上海结婚登记的有117825对新人，如果每对新人拍摄婚纱按照2000元计算，上海地区婚纱摄影一年的产值就是2亿。伴随着2011年结婚旺年的到来，婚庆消费又将迎来新一轮高峰。

十大暴利行业TOP6：殡葬行业

殡葬业的垄断经营，封建丧葬观念作祟，助长了这个行业漫天要价的习惯。据民政部统计，我国每年的殡葬消费达上百亿元。据调查，办一件丧事所需费用令人咋舌，包括火化费、整容费、遗体接运费、租用告别大厅费、租用花圈费等等，成本几十元的寿衣、骨灰盒动辄要价上千元。购买墓地或灵塔的费用就更昂贵了，好的地段高达数万元。

十大暴利行业OP7：日用品行业

日用品是易耗品也是必用品，其中以个人清洁化学制品利润最恐怖。以牙膏为例，其中最贵的成分-发泡剂成本仅为600元/吨左右甚至更低，而这600元的发泡剂足足能够装满6000只最大号的180克牙膏。剩余的有效成分成本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了，碳酸钙粉末每吨用量成本仅为120元左右，最高级的含氟牙膏其有效成分-单氟磷酸钠每吨成本不过100元。

十大暴利行业TOP8：汽车后续效劳行业

汽车后续效劳市场，是指消耗者自购车之日起至若干年后报废之日止，其间若干年之内在该车上的一切破费所引发的商机，称之为汽车后市场。

专家猜想，在近20年左右汽车产业会不时是中国国发经济开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将不时坚持较高的开展速度。固然整车出售利息将出现下滑趋向，但与汽车相关的售后效劳市场却将是下降势头。

许多守业者以为搞汽车效劳，必需庞大投资。其实汽车效劳业的资金终点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高不可攀，独立投资一家汽车效劳守业，发起资金在10-50万元之间皆可。

十大暴利行业TOP9：医药、保健品行业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个出厂价12元钱的药，销售价是40，那么差价28元钱里，流通成本大概要7元到15元，而所谓的“流通成本”绝大部分是回扣，也就是说，回扣占药价的30%到40%。在药价虚高的声讨声中，一些平价药房在全国遍地开花。有的平价药房以“比核定零售价平均低45%”的价格销售。但是，即使降价45%，仍能有利可图，可以想象医药零售业的暴利程度。另外，随着中国人知识水平和支出水平的提高，对健康越来越关心，近几年来保健品市场看好，特别在逢年过节时，保健品销量猛增。

十大暴利行业TOP10：幼儿教育和成人在职教育行业

孩子的教育成了很多中国家庭最大的一项消费支出。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不得不为孩子的未来，对各种乱收费埋单。从幼儿园开始，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就不得不给一些高级幼儿园交纳上万元的赞助费。而在中小学阶段，重点中学的择校费则高达几万元。招生录取时有捐资助学费、提档费、查卷费等;新生入学时有择校费、建校费、复读费、借读费等;离校毕业时有就业指导服务费、派遣费、信息费、毕业证书费等。而在成人教育方面，大学生就业难重新回炉，白领充电，给成人教育市场带来了商机。

1930年1月5日

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复信，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对林彪以及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和批评，并结合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基本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信中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封信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⑸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⑹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⑻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⑽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⑿，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⒂旅已被击破；陈卢⒃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⒄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

注释

〔1〕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2〕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3〕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4〕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5〕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6〕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7〕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10〕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1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12〕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一九二九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3〕“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4〕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5〕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16〕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17〕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8〕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19〕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