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西湖算命哪里最准相信很多的网友都不是很明白，包括徐志摩是什么样的人也是一样，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西湖算命哪里最准和徐志摩是什么样的人的一些知识点，大家可以关注收藏，免得下次来找不到哦，下面我们开始吧！

本文目录

看我的：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中文名：朱熹别名：朱元晦、紫阳先生、国籍：中国（南宋）民族：汉出生地：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出生日期：1130年9月15日逝世日期：1200年4月23日职业：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主要成就：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作品：《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晦庵词》籍贯：徽州府婺源县谥号：文爵位：徽国公

个人履历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

阳崇安县。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绍兴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经常往来于泉属各地访友求贤，寻幽揽胜。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安海地处泉同之间，为必经之地,因此，朱熹往返两地，常在安海歇息过夜。每次路过安海，则访问朱松遗迹遗事，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对安海文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任满后，请求为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

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绍熙间(1190～1194)，朱熹应在祥芝芝山讲学的著名学者邱葵的邀请，到芝山游览，与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题咏芝山的诗文，其诗曰：“床头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怀过鸟语，独闻山雨对花时。”后人将此诗刻石立碑于芝山上。[1]

庆元二年（1196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著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

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

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名家，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

他一生虽谈不上富足，但是也不能说是贫困，总体处于小康水平。

史料记载朱熹祖籍江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宋绍圣四年生于徽州婺源，宋绍兴十三年卒于建州城南环溪，葬于崇安五夫里，享年四十六，宋重和元年戊戌登进士，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世称吏部郎府君，赠通议大夫，封粤国公，谥献靖祀入圣庙。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里。19岁[绍兴十八年（1148年）]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年），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元顺帝时封为齐国公，明庄烈（崇祯）改称先贤，清康熙五十一年由东庑升入大成殿哲位配享。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后世儒家发展来看，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家推向了顶峰（再来一步就是悬崖），为后世中下阶层人民思想解放打下伏笔（抑制思想解放）。为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和诗曲。

生平事迹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教育思想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发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朱子读书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本段哲学思想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

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还有哦，接着看

首先，他是一个才华横溢浪漫多情的诗人。

这一点是公认的。

其次，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为了所谓的爱情与结发妻子离婚，是不可原谅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还有，他是一个苦命的人。一生为爱挣扎。

历经磨难与陆小曼结婚，却无法在婚姻的琐碎里将那被他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的爱情进行到底。

而且，英年早逝。

人已作古，其实，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去评判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徐志摩，这位才气横溢，有如天马行空的诗人；这位活动文坛，不过十年，竟留下许多永难磨灭的瑰丽果实的诗人；这位性情特别温厚，所到处，人们便被他吸引、胶固、凝结在一起，像一块大引铁磁石的诗人，竟于民国20年11月间，以所乘飞机失事，横死于泰山南面开山的高峰下，享年不过36岁。

当诗人的噩音传出，大江南北，皆为震动。他的朋友痛哭流涕，如丧至亲，固不必说；即仅读了点诗人作品而和他未谋一面者也咨嗟太息，泪下不能自已。一个人的死亡能引起这样重大的反应，倒也是很少有的。虽比不上51年大家痛悼胡适之先生之丧的普遍与绵长，可是我们心中另有一种凄美的情绪，好像我们惋惜一朵正在盛开的奇葩忽被暴风雨所摧残，一颗光华四射的明珠，忽然沉沦碧海，永难再见。

记得我那时正就聘国立武汉大学不久，我的朋友袁兰子教授和诗人原有多年的友谊，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写了篇悼文。我也写了一篇，文中曾以雪莱、拜伦、济慈，来比拟这位天才的诗人，并套外国某诗人的话，说徐志摩这位诗哲，活着时像天空一道灿烂的长虹，死，则像平地一声春雷。

不过，我不比袁兰子与诗人相知之厚。我认识诗哲并不深，他在世时，我只见过他两面，而且也并未交谈一句话。民国14年间，我在上海，与袁兰子攀上了交情，在她家里也偶尔认识了几个兰子留英时所结纳的朋友。记得有一次，那些留英同学在某高级酒店宴会，座中有诗哲徐志摩，兰子约我去瞻仰瞻仰。那一晚我才认识了钦羡已久的诗人的庐山真面。他的形貌大概很像梁实秋先生所形容；身躯是颀长的，脸儿也是长长的，额角则高而广，皮肤白皙，鼻子颇大，嘴亦稍阔，但搭配在一起，却异常的和谐。那双炯炯发光的大眼，却好像蒙着一层朦胧的轻雾，永远带着迷离恍惚的神态。这正是一双诗人的眼睛。诗人虽生活于这个尘世里，他的灵魂却栖迟于我们永远不知道的梦幻之乡，或什么华严世界，所以如此吧。

诗人既禀赋着极高的文才，加之以这样矫矫出尘的外表，不知多少女郎为他倾心，视之为最高的择偶对象。记得女高师同学陈健吾女士自视至高，征婚条件非常苛刻，替她做媒而遭碰壁的朋友常愤愤地对她说：“你想必要像徐志摩一样的男人才能满意吗？可是徐志摩只有一个，爱慕他的女孩子却是不计其数，况且微闻他现在已有了意中人，我看你将来只好以‘丫角’终老了，那时可不要懊悔1这话是民国13年间，我尚在法国里昂，健吾来法留学，亲自对我说的，我们当时笑了一常民国十一、二年间，志摩才返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平民大学授课，兼主编晨报副刊，发表了许多诗作，才名藉甚。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演，又由他当翻译，在全国各地露面，真是红透了半边天。他那时虽已与原配张幼仪女士离婚，对陆小曼却尚未开始追求，或虽已追求，而形迹尚未外露，所以这个新诗坛的美男子，竟成了北平少女界的“大众情人”。读梁实秋的《谈徐志摩》，志摩给实秋的亲笔信件竟有某小姐为了这位诗人，单恋成疾，几离倩女之魂。诗人以“淑女枉自多情，使君既已有妇”谢之。也可见他当时魔力如何之大了。

第二次我得晤诗人是在苏州某女子中学。校长陈淑女士与志摩有点内亲关系，邀他来校讲演。我那时正在苏州教授于东吴大学兼景海女师，陈校长先期约我去听。记得那天天气极冷，诗人穿了一件灰色绸子的棉袍，外罩一件深灰色外套，戴着阔边眼镜，风度翩翩，自有一种玉树临风之致。听说诗人讲演习惯，是挟着讲稿当众宣读的。平常人不会讲演，才照本宣科，诗人却说自己是模仿牛津大学的方式。他那天演讲是什么题目，事隔多年，今已不忆，横竖不出文学范围。诗人宣读讲稿时，有一种特别音调，好像是一阕旋律非常优美的音乐，不疾不徐，琮�舛俅欤�兴品缋戳窒拢��魇�希�翟谠枚��恕?

记得胡适之先生也擅长讲演，据他自己说对于此道着实下过一番苦功。我想徐志摩对于歌唱的原理，大概也曾苦心揣摩过，否则不会有那样突出的表现的。近年来，我也参加过几个文艺讲习会或诗歌朗诵会，一定要在夜间始能举行。讲演到中间，电灯忽然关熄，全场一片漆黑，然后点燃起幽幽的烛光，作家朗诵时，还要不时去弹一阕钢琴，几个女郎在旁歌唱。作家表演到热情处，还不时搓手顿脚，取巾频频拭泪。听说这个叫做“艺术的整体”。其实，演讲者口才若真的好，是用不着玩这许多花样的。

志摩和原配张幼仪离异，而与有夫之妇陆小曼结婚，在今日原是司空见惯，在民国十五、六年间却算一件不平常的大事。老一辈的人对他们固深恶痛绝，青年人也不见得个个赞成。听说当志摩与小曼在北平举行婚礼之际，曾请他老师梁启超先生证婚，却被老师当着大众，给了他们一顿严厉的教训。任公事后写信与其女令娴，对于他心爱的门徒徐志摩尚系出于怜悯的善意，对于小曼则竟以“祸水”、“妖妇”看待。你看他说：“我看他（指志摩）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指小曼），当头给了一棒，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又说他爱志摩，怕他将遭灭顶之凶，要拉他一把。任公并说小曼离婚再嫁，为“不道德之极。”（见梁任公年谱长篇初稿）

后来徐志摩飞机失事死于泰山附近的高峰下，大家痛惜之余，又将这件事归罪于陆小曼。据我所听到的纷纭的传说：小曼本来是阔小姐出身，嫁了第一任丈夫王赓后，在北平是有名的交际花，挥金如土。嫁志摩后，为了有心跳头晕之症，每发或至昏厥，人劝她抽几筒鸦片，果稍愈，久之竟尔上瘾。而且跳舞、喝酒、唱戏，出入大公司购买东西，对于用钱还是不知节俭的。志摩为供奉这位娇妻起见，既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又撰写诗文，翻译西洋名著，一月所获，据说也有千元上下。（均见梁实秋谈志摩所引磊庵在《联合报》副刊所发表的谈徐陆的文章）千元，在那个时候，是抵三个大学教授一月的收入三倍而有余，买米，以那时米价论，上好白米，也不过六元多一担，一千元便可买得一百五六十担，所以我以为这个数目恐有未确。不过他们家用若每月超过四五百元，也就不容易负荷了。胡适先生《追悼志摩》一文曾说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自己承认是失败的。又说他有《生活》一诗，以生活比做毒蛇脏腑所构成的冰冷、粘湿、黑暗无光的狭长甬道，你陷入以后，除了挣扎摸索着向前，更无退路。那时的情调果如胡先生所言“暗惨可怕”。

适之先生时已离开上海到北平做北大文学院的院长，就劝志摩到北大兼点功课，借此换换空气，同时对他经济也不无小补，志摩月底领了薪金，正好送到上海家里。因朋友在航空公司作事，送了张长期免票给他，谁知竟因此送了他宝贵的生命。假如他不为了家累太重，不致于这样南北奔波，不南北奔波，也不致有那次飞机之祸。而他家累之所以这样沉重，又为了陆小曼挥霍无度所致。幸而梁白公先生此时久归道山，否则老人家岂不以为“不幸而言中”了吗？我和陆小曼也曾见过一面，那是民国38年间战火烧近武汉，我避地上海，女作家赵清阁介绍我和小曼相见。她那时是住在翁瑞午家里。志摩逝世后，小曼穷无所归，依瑞午为活。我也不知道翁瑞午是否有妻儿，总之，小曼住在他家里，发生同居关系是万难避免的事。小曼长年卧病，延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很深。不过病容虽这样憔悴，旧时丰韵，依稀尚在，款接我们，也颇温和有礼。翁瑞午站在她榻前，频频问茶问水，倒也像个痴情种子。听说瑞午系出世家，家中收藏古玩名书画甚富，拿点出去变卖变卖便是钱；同时还做点黑市生意，故此既供得起小曼的医药饮食，尚能替她缴付一笔很重的阿芙蓉税。

赵清阁于37年间，编了一本《无题集》，所收均为当代女作家的文章，比张漱菡女士编《海燕集》还早五六年哩。那《无题集》收了我一篇《记抗战期内一段可笑的幻想》（现收畅流社出版的《归鸿集》内）。又收了小曼一篇小说《皇家饭店》，约二万字上下。当时一般批评是“描写细腻，技巧新颖”，我读了也觉得很不错，觉得这个人是有相当文才。像陆小曼这样一个窈窕美艳的少妇，既熟娴英法语文，又能登台表演昆曲平剧，又能画点山水花卉，可说是多才多艺，玉貌兰心的人，怎能教人不爱；爱之而破坏中国风俗礼教的藩篱，非弄到手不可，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也是多少可以原谅的。

小曼后又出版《爱眉小札》，这是到台湾后所看见。其中都是志摩和小曼的情书。小曼的文字，虽似乎没有多少旧文学的根底，但清丽自然，别具一格。她虽以生活关系与翁瑞午同居，对志摩仍念念不忘。我和清阁去看望她的时候，见她桌上供着志摩遗照，前面摆着一小瓶鲜花。她一心想替志摩出个全集，许多书店都愿意为她发行。但以志摩尚有大批未曾发表的作品及日记等陷在某某几个人手里，无论如何，不肯归还，以致发行全集的事成为画饼。这几年，听说小曼也在上海病逝了，印全集的事当然更遥遥无期了。

现在以志摩表弟蒋复璁先生及老友梁实秋先生之努力，志摩全集即将在传记文学社发行，这真是文艺界的莫大喜讯。但不知那些勒扣在人手里的文件曾否合浦珠还，设其不然，则仍然是个缺憾。我也不知志摩作品为什么会落入人家手中？人家又凭什么理由坚扣不还？若那些作品仍然尚在，则将来尚有面世之日，替志摩编全集的人来个“遗补”也就算事，只怕《幽闲鼓吹》所记一代鬼才李长吉大部分的诗歌被嫉恨他的人投诸溷厕，那就太煞风景，也太可惜了！

现在且来谈谈志摩的作品。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名《志摩的诗》，出版于民国14年夏间。我那时甫自法国里昂回到中国，阅报见此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写信去买了一部，那是一本中国书籍型式的出版物。深蓝色的封面和封底，丝线装订，白纸浮签写着“志摩的诗”四个字，想必出于志摩的亲笔。内部书页用的是上等连史纸，印的字是仿宋体，古雅大方，十分可爱。我在法国时也常从同学处借阅国内新文学书籍，晨报副刊也能经常入目。志摩有些诗像《我所知道的康桥》等早经在海外拜读过，现在能读到他全部的作品，当然欣慰。可惜这部诗集不久便被人借去，索回时，托言遗失，道歉一番了事。民国17年，此书改付新月书店发行，改成洋装本，里面的诗也删去不少，想到从前那本古香古色的版本，至今尚令我怀念不已。后来他又出版《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几个诗集，我都购备过。抗战随校入川，许多书籍带不了，只好寄存某处，8年后复至原来寄书处取归，有几箱已饱白蚁之腹，志摩的集子当然也是只字无存。

“徐志摩一手奠定了新诗坛的基幢，说话的人是志摩的好友，但这句话以后却常常流露于反对派之口。这些反对派当然是所谓左派文人，于是本来是衷心的赞美，却变成了恶意的嘲讽。他们的意思是：哼，像徐志摩这样诗人在诗坛上本来毫无地位，现在却说他是曾奠定诗坛的基础，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吗？但是，我们假如摒除任何成见，将志摩对于新诗坛的贡献一为检讨，便将承认这句话并非过分的恭维。

五四后新诗的试作者是胡适之，谢冰心，郭沫若三人较为突出。胡先生是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他的诗集名为《尝试》，无非是想替新诗开辟一条道路，引导人们向那个园囿走进，自己并不想做那园囿的主人。况且诗之为物，“感情”、“幻想”等等为唯一要素，像胡先生那样一个头脑冷静，理性过于发达的哲学家，做诗人是不合条件的。冰心深受印度泰戈尔的影响，《春水》、《繁星》两本诗集，以哲理融入诗中，句法又清隽可爱，难怪出版后风靡一时，不过她只能做十几字一首的小诗，而且千篇一体，从无变化，取径又未免太狭。郭沫若的《女神》，一意模仿西洋，并且不但多用西洋词汇，字里行间又嵌满了外国字，满纸鸢饤，非驴非马。而且他的诗大都是自由诗，自命豪雄，实则过于粗犷，至于那些二流以下的诗人像俞平伯、康白情、汪静之、成仿吾、王独清、钱杏邨……虽努力作诗，却都没有什么可观的成绩。直到民国十一、二年间，徐志摩自英伦返国，发表《康桥再会吧》、《哀曼殊斐尔》等篇，其雄奇的气势，奢侈的想象，曼妙的情调，华丽的辞藻，既盖过了当时一般诗作，而且体裁又是崭新崭新的。既不像《尝试集》那种不脱旧诗词格调的窠臼，也不像《女神》之剽窃惠特曼（Whitman1819—1892，美国倡自由体的诗人）馀绪，弄得卤莽决裂，不可响迩，这当然要引起大家的惊奇，而产生中国新诗今日才真正诞生的感想。说“徐志摩一手奠定新诗坛的基幢，这句话是一毫也不错的。

志摩诗的体裁变化多而极速。他今日发表一首诗是一种格式，明日又是一种了，后日又是一种了，你想模仿他已模仿不了，所以我曾戏说别人是用两只脚走路，他却是长着翅膀飞的。据他的朋友陈西滢替他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的体制做过一种统计：计有“散文诗”、“自由诗”、“无韵体诗”、“骈句韵体”、“奇偶韵体”、“章韵体”等等。（这里所谓“骈句韵”“奇偶的”都是西洋诗的用韵法，与我国旧诗骈句对偶不同。）

志摩后来成为新月诗派的台柱。他以前虽也做些散文诗，自由诗，后来却倡议新诗须有格律，大家讥笑说这是豆腐干块，遂名之为“方块诗”；又说新诗正从格律谨严的旧诗体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现在又讲什么格律，不是又给自己加上脚镣手铐吗？新月派却回答说：“我们正要带着镣铐跳舞。

带着镣铐跳舞而能跳得好，那才显出诗人的本领1

志摩的散文我也异常欢喜。第一部散文集子《自剖》里面便有许多令人百读不厌的好文章。还有《落叶》、《轮盘》、《巴黎鳞爪》我也曾拥有过，可惜也和志摩那些诗集一样，喂了那可恶的瞎眼虫子！

志摩是个写散文的能手。我曾说过：写新诗态度谨严自闻一多始，写散文态度的谨严自徐志摩始。志摩在《轮盘集》里自序说：“我敢说我确是有愿心想把文章当文章写的一个人。”他又提出西洋散文家如G．Moor；W．H．Hudson等人的作品，说道：“这才是文章，文章是要这样写，完美的字句，表达完美的意境。高抑列奇界说诗是‘BestWordsinbestorder’，但那样的散文，何尝不是‘BestWordsinbestorder’。他们把散文做成一种独立的艺术，他们是魔术家。在他们的笔下，没有一个字不是活的。他们能把古奥的字变成新鲜、粗俗的雅驯，生硬的灵活。”这话正可说是志摩的自赞。

志摩唯一戏剧集《卞昆冈》听说是和陆小曼合著的。据说全戏结构虽出之志摩之手，故事大纲则出于小曼，对话之国语化，也是小曼的功劳，因此此剧就等于他夫妇合作的产品了。这剧据余上沅的批评谓富于意大利的戏剧氛围。他说道：“从近代意大利戏剧里，我们看得见诗同戏剧的密切关系，我们看得出他们能够领略人生的奥秘，并且火焰般把它宣达出来……在有意无意之间，作者怕免不了‘死城’和‘海市蜃楼’一类的影响罢……其实志摩根本上是个诗人，这也是在《卞昆冈》里处处流露出来的，我们且看它字句的工整，看它音节的自然，看它想象的丰富，看它人物的选择……”

不过，我承认我对戏剧的低能，对于《卞昆冈》这个戏剧实不知欣赏。其缘故便是诗人不该处处把诗放在粗人口中来说。像剧中主角卞昆冈是个石工，老周是个算命瞎子，而他们说的话居然诗趣洋溢，哲理高深，甚至高级知识分子都无法说得出，只有志摩自己这样诗人才能，这不是太不自然吗？

诗人以36岁之盛年而竟以一场横祸脱离人世，原是文艺界莫大的损失。但是早死在他个人也未始竟为不幸，因为人们对他的惋惜与哀悼，反会因此而加深。前日读到一篇题为《夭亡》的文章，早死的诗人如雪莱、拜伦，在人们记忆里永远是个年轻的影子，悼惜之情比对头童齿豁者自然不同。我以为这话也颇有道理。况且“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一个天才诗人在这红尘世界本来难于久留，他留下那一闪光亮，便是照耀永世的人心了。记得诗人曾有这样一首诗道：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OK，关于西湖算命哪里最准和徐志摩是什么样的人的内容到此结束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